《择官》篇在于进一步阐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思想和具体办法。一是主管大臣要把择官用人作为大事来处理。“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便体现了唐太宗这一指导思想，并敕尚书省，细碎事务皆付左右丞。一是要妥善办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的选拔和管理。“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
这一篇名为“求谏”，是鼓励臣下踊跃向君主谏言献策，这可以算是唐太宗用人思想的精华部分。忠言逆耳，位高权重的人听不进劝谏，就会闭塞视听，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加以改正。贞观年间，唐太宗唯恐臣子畏惧自己的威严，不敢直言不讳，于是频频诱导，鼓励大胆进谏，使得诤谏蔚然成风，国家弊政得以及时纠正。
帝王君临天下，一言九鼎。帝王出言不慎，则会让臣子迷惑，误解帝王的意思，影响施政。太宗忧心天下百姓，将百姓的利弊得失看做是慎言语的标准。他认为：“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
善始易，善终难。做一件事情，开头做好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不懈，善始善终，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创业难，守业更难。创业初期，往往能够励精图治；承平日久，便难免骄奢放纵，导致败亡。因此，当权治国的人，应该时刻居安思危。
...昏君统治天下则必动乱危亡。“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有道明君”的典型是唐太宗，“无道昏君”的代表是隋炀帝。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为君之道的教训：一是把握创业与守成的关系。创业历险，固然艰难，但创业后要居安思危，安而能惧，这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守业岂不更难？二是正确处理君民关系。明君常思古训：“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君不...
第二卷包括《任贤》、《求谏》、《纳谏》三篇，都是围绕“任人唯贤”这个主题进行的讨论。唐太宗一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任贤致治。 《任贤》篇包含八章，分别介绍了唐太宗最为信任的八贤：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 虞世南 、李、马周。他们有的是秦王府中的府属旧人，有的是来自敌对营垒的谋臣；...
《奢纵》篇记录了贞观十一年时侍御史马周论述时政的一篇较长的上疏，指出了在贞观中期社会上存在着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希望引起唐太宗的注意，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如上疏指出当时徭役的状况是：“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
忠、孝历来被古人视为道德标准的最高境界。唐太宗大肆嘉奖房玄龄、 虞世南 、韩王元嘉、霍王元轨等人的忠孝仁义，以此倡导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
帝王巡幸天下，仪仗豪华，全靠所过之处人民供应，百姓们往往因此倾家荡产，劳民伤财。太宗深知隋炀帝命丧江都的下场，以此自我警戒，尽量减少巡游之举。大臣们也纷纷劝诫太宗节制奢侈行为，避免惊扰百姓，君臣一心，与民休息。
谗言是祸乱的根源，谗言得逞，则忠良蒙冤，国政败坏，百姓遭殃。杜绝谗言，亲君子，远小人，实际上也是任贤纳谏的另一方面，国君任用贤人，则政治清明，天下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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