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军中主帅，必首先详知地图。盘旋的险路，覆车的大水，名山、大谷、大川、高原、丘陵之所在，枯草、林木、蒲苇茂密的地方，道里的远近，城郭的大小，名城、废邑、贫瘠之地及可耕之田等等，都必须完全了解。地形的出入交错，也必须心中完全有数。然后，就可以行军袭邑，举措先后得宜而不失地利，这都是地图的意义。 人数的多少，士兵的精粗，武器的优劣，都应全部了解，这便是所谓“知形
通晓万物本质的，可成皇业；明察治世之道的，可成帝业；懂得实行德政的，可成王业；深谋远虑取得战争胜利的，可成霸业。所以，战争，虽不是什么完备高尚的道德，但可以辅助王业和成就霸业。现代用兵的人却不明此理，不晓得用兵是要权衡得失的。所以，一发动战争就使国内贫穷，打起仗来没有必胜的把握，打了胜仗则死亡甚多，得了土地而伤了国家元气。这四种情况，是用兵的祸害。四者害其国
立国 凡是营建都城，不把它建立在大山之下，也必须在大河的近旁。高不可近于干旱，以便保证水用的充足；低不可近于水潦，以节省沟堤的修筑。要依靠天然资源，要凭借地势之利。所以，城郭的构筑，不必拘泥于合乎方圆的规矩；道路的铺设，也不必拘泥于平直的准绳。 大数 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可立帝业。为政而不为政务所累，显得无可操劳的，可成王业。为政而谦虚不自贵的，可成霸业。
桓公问道：“古今的天时相同么？”管仲回答说：“相同。”“那么。人事是否相同呢？”回答说：“不同。”这可表现在政与刑两个方面。早在帝喾、帝尧的时代，昆吾山的美金埋藏在地下都无人开采。他并非用了什么出人头地的办法。因为那时山上的林木不用采伐光人们就可以够用，河中的水产还未打捞完人们就可以够吃。人们耕以自养。用所余的供应天子，所以天下太平。人们放牧牛马都互不相遇，
山高而不崩颓，就有人烹羊设祭；渊深而不枯竭，就有人投玉求神。天不改变它的常规，地不改变它的法则，春秋冬夏不改变它的节令，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蛟龙得水，才可以树立神灵；虎豹凭借深山幽谷，才可以保持威力。风雨没有既定的方向，谁也不会埋怨它。位高的人发号施令，位低的人忘掉卑贱，长寿、短命、贫穷、富有等等，都不是无因而至的。 臣下能奉行命令，是由于君主地位的尊严；臣
法制不容私议，人们就不敢相互营私；刑杀不容宽赦，人们就不敢忽视为善；授爵赐禄的大权不假送于人，臣下就不会作乱于人君。这三事掌握在官府，就是“法”；推行到全国民众，就成其为俗。其他事情不用费力就可以安定国家了。 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违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必然增多。这样人人都行其私理，不
国颂 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亲就可以相安无事；四维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因此，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饰四维；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则在于：尊敬鬼神
凡主持朝廷政事，进行调查要遵守一些根本原则。爵位授给有德的人，大臣们就提倡行义；禄赏赐予有功的人，战士就不怕牺牲。君主任用人所爱戴的将领治兵，军中上下就团结和睦；按才能安排工作，人们就讲求功效。判处刑罚恰当其罪，人们就不轻易诉讼；社稷宗庙不被渎乱，人们就有信奉的中心。不遗忘老臣和宗亲，大臣就不会抱怨；充分了解人们的疾苦，民众就不会作乱。执行这些准则，国家便有
管仲说：发布政令要有四时特点。没有四时特点，人们就必然消极地观望、顺从天时的到来，处在混乱昏蒙的状态。谁能够有所了解呢？只有圣人才了解四时。不了解四时，就将失掉立国的根本。因为不了解五谷生长的规律，国家就是要败亡的。所以圣人对于天道是真正聪明的，对于地道是真正圣智的，因而他所认识的四时也是正确的。只要君主是真正聪明和圣智的，他的臣下也就行事正确了。如何了解其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你看如何？”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拆毁房子。”“我要征收树木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我要征收牲畜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杀死幼畜。”“我要对人口征收赋税，又怎么样？”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收闭情欲。”桓公说：“那么，**什么来管理国家呢？”管仲回答说：“只有专营山海资源才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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