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道》篇列全书首卷之首，基本内容讲为君之道，也可看做全书的总纲，认为有道明君治理国家就能安定兴盛，无道昏君统治天下则必动乱危亡。“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有道明君”的典型是唐太宗，“无道昏君”的代表是隋炀帝。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为君之道的教训：一是把握创业与守成的关系。创业历险，固然艰难，但创业后要居安思危，安而能惧，这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
第二卷包括《任贤》、《求谏》、《纳谏》三篇，都是围绕“任人唯贤”这个主题进行的讨论。唐太宗一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任贤致治。 《任贤》篇包含八章，分别介绍了唐太宗最为信任的八贤：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 虞世南 、李、马周。他们有的是秦王府中的府属旧人，有的是来自敌对营垒的谋臣；
《奢纵》篇记录了贞观十一年时侍御史马周论述时政的一篇较长的上疏，指出了在贞观中期社会上存在着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希望引起唐太宗的注意，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如上疏指出当时徭役的状况是：“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
比喻的特征在于它的形象性与生动性上，比喻的说服力在于它表面上言说的事例中包含着与要处理的问题相同的内在逻辑和道理。就象惊弓之鸟与打了败仗的临武君在毫无斗志、一触即溃上是一致的一样，比喻的两事物的道理也是一致的。这也是受众能够顺着论辩者的思维路线自己就能得出结论的原因。 在论辩中运用比喻，就必须注重日常的观察与积累，日常生活中一些最寻常的现象，很可能便是一个道
忠、孝历来被古人视为道德标准的最高境界。唐太宗大肆嘉奖房玄龄、 虞世南 、韩王元嘉、霍王元轨等人的忠孝仁义，以此倡导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
帝王巡幸天下，仪仗豪华，全靠所过之处人民供应，百姓们往往因此倾家荡产，劳民伤财。太宗深知隋炀帝命丧江都的下场，以此自我警戒，尽量减少巡游之举。大臣们也纷纷劝诫太宗节制奢侈行为，避免惊扰百姓，君臣一心，与民休息。
韩国讨好秦国的方法可谓南辕北辙，不仅人财两空，而且最初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处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谋划事情时一定要考虑事情的负效，要算计成本和收益。不仅经济活动中要考虑成本收益问题，其他事情都要有这种计算、权衡。如果一件事情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那么这个事情最好还是不要做。
本品讲述了阎罗王众参与集会，向世尊发问，既然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为何众生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世尊回答说，是因为南阎浮提的众生，其性刚强，难以调伏，结恶习重，才在恶道之中，旋出旋入。就好比迷路人遇见善知识，告知所走的是一条险道，并带领他走上好路。如果该迷路人仍然迷误，就有可能再次走上险道，受到损害。地藏菩萨救度众生也是如此，“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
直接了当地从人民辛苦和国家开支不够规劝太子，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的。如果从太子的孝心出发，正面地以鼓励的方式叫他真正的行孝子之实，那么太子绝对是愿意改变的。所以这种让对方感到自己所言确实与他的目的一致的游说效果就很好。加上灵活的惠子巧妙地将天下大雪这个事实作了另类解释，使太子不得不听从他。“天何言哉”，其实，天下雪这样的自然事实的人事意义，不是由人的口舌、语言随
在本品中，地藏菩萨向世尊请问阎浮提众生布施功德的轻重，世尊为之作答。对位高尊贵之人来说，若能下心含笑，发大慈心，亲手布施贫穷残疾之人，所获福利，如同布施诸佛功德之利。而无论贵族还是贫民，若能于佛法中做一点善事，如修补塔庙经像，布施供养三宝等，获大果报，常在人天，受胜妙乐。世尊特别强调，所做功德若仅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即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若能回向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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