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之以理，才能说服他人；挑明真相，才能使一时反应不过来的人恍然大悟。说话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把事情讲清楚，由不同的行动讲到不同的结果，由发端讲到演变，再讲到结局。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层薄窗纸，由话语轻轻一点，就能捅破。只可惜没头脑的事主们往往弄不清事情的真相，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千万不要对要说服的对象估计过高，该捅破的就一定要捅破，该说清楚的一定要说
苏秦在齐、楚两国间来回游说、互相借重，几个来回，使自己谋取了巨大的好处。苏秦看起来好象作了个齐、楚两国间传令兵的角色，实际上他传的话都是或威胁、或利诱、或哄抬自身。先期他用祸患威胁使楚国割地、使太子逃亡，后期他用利益、敌对方的器重来使自己在两国中越来越显贵。在这里，其威胁的游说方式和借重敌方哄抬自身的方法很值借鉴。 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故胁人以害，使其为避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国君掌握着臣子的生杀予夺大权，尤其需要具有仁慈的胸怀。国君宽厚仁爱，才能体恤百姓疾苦，施行仁政。太宗遣送后宫三千宫女，赎买大旱时被出卖的男女，不避辰日哀悼襄州都督张公谨，表现出宽厚仁慈的恻隐之心。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学说，认为政治清明，上天就会示以吉兆；若是自然灾害不断，就说明政治统治出现了问题，如不警醒，就会有改朝换代的危险。而贞观君臣看重的是国家治乱、百姓生计，对灾异祥瑞始终保持着理智清醒的态度，颇为难得。
在古代人治的社会中，如果与王室能沾上血缘关系，那么权力地位肯定会非常的显赫尊崇。尤其是那些最高权力者的母系势力，通常都能把持朝政、独揽大权。历史上的 武则天 、慈禧太后等之所以能独占最高权位，还不是因为她们的儿子都当了皇帝。所以吕不韦、李园之流，不惜代价，以自己的爱人或者妹妹为工具，精心谋划，极力游说，等这些女性工具当上母后之后，自己飞黄腾达的日子也就来临了
《择官》篇在于进一步阐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思想和具体办法。一是主管大臣要把择官用人作为大事来处理。“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便体现了唐太宗这一指导思想，并敕尚书省，细碎事务皆付左右丞。一是要妥善办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的选拔和管理。“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
这一篇名为“求谏”，是鼓励臣下踊跃向君主谏言献策，这可以算是唐太宗用人思想的精华部分。忠言逆耳，位高权重的人听不进劝谏，就会闭塞视听，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加以改正。贞观年间，唐太宗唯恐臣子畏惧自己的威严，不敢直言不讳，于是频频诱导，鼓励大胆进谏，使得诤谏蔚然成风，国家弊政得以及时纠正。
太子身为皇室继承人，将来必定君临天下，统治万民。因此，君王应早日确定太子与诸王的名分，确立太子崇高的地位，断绝他人的非分之想，避免发生兄弟间争权夺势的惨剧，这也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良策。
帝王君临天下，一言九鼎。帝王出言不慎，则会让臣子迷惑，误解帝王的意思，影响施政。太宗忧心天下百姓，将百姓的利弊得失看做是慎言语的标准。他认为：“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
善始易，善终难。做一件事情，开头做好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不懈，善始善终，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创业难，守业更难。创业初期，往往能够励精图治；承平日久，便难免骄奢放纵，导致败亡。因此，当权治国的人，应该时刻居安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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