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轻重死生之别，医者何由知之？皆必问其症，切其脉，而后知之。然症脉各有不同，有现症极明，而脉中不见者；有脉中甚明，而症中不见者。其中有宜从症者，有宜从脉者，必有一定之故。审之既真，则病情不能逃，否则不为症所误，必为脉所误矣。故宜从症者，虽脉极顺而症危，亦断其必死；宜从脉者，虽症极险而脉和，亦决其必生。如脱血之人，形如死状，危在顷刻，而
人身象天地。天之阳藏于地之中者，谓之元阳。元阳之外护者谓之浮阳，浮阳则与时升降。 若人之阳气则藏于肾中而四布于周身，惟元阳则固守于中，而不离其位。故太极图中心白圈，即元阳也，始终不动，其分阴分阳，皆在白圈之外。故发汗之药，皆鼓动其浮阳，出于营卫之中，以泄其气耳。若元阳一动，则元气漓矣。是以发汗太甚，动其元阳，即有亡阳之患。病深之人，发喘 呃逆 ，即有阳越之虞
古人制方之义，微妙精详，不可思议。盖其审察病情，辨别经络，参考药性，斟酌轻重，其于所治之病，不爽毫发。故不必有奇品异术，而沉痼艰险之疾，投之辄有神效，此汉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胜穷，若必每病制一方，是曷有尽期乎？故古人即有加减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现之症或不同，则不必更立一方，即于是方之内，因其现症之异，而为之加减。如《 伤寒 论》中，治太阳病用
后世之方已不知几亿万矣，此皆不足以各方者也。昔者，圣人之制方也，推药理之本原，识药性之专能，察气味之从逆，审脏腑之好恶，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经络。其思远，其义精，味不过三四，而其用变化不穷。圣人这智，真与天地同体，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圣相传，无敢失坠。至张仲景先生，复申明用法，设为问难，注明主治之症，其《 伤寒 论》、《金匮要略》集千
今之医者，以其人房劳之后，或 遗精 之后， 感冒 风寒而 发热 者，谓之阴症。病者遇此，亦自谓之阴症。罔顾其现症何如，总用参、术、附、桂、 干姜 、 地黄 等温热峻补之药，此可称绝倒者也。夫所谓阴症者，寒邪中于三阴经也。房后感风，岂风寒必中肾经？即使中之，亦不过散少阴之风寒，如《 伤寒 论》中少阴发热，仍用 麻黄 、 细辛 发表而已，岂有用辛热温补之法耶？若
生死于人大矣！而能于两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动，即能决其生死。何其近于诬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则以胃气为本。盖人之所以生，本乎饮食。《灵枢》云∶谷于胃，乃传之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寸口属肺经，为百脉之所会，故其来也，有生气以行乎其间，融和调畅，得中土之精英，此为有胃气。得者生，失者死，其大概也。其次，则推天运之顺逆。 人气 与天气相应，如春气属木
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如同一身热也，有风、有寒、有痰、有食、有阴 虚火 升，有郁怒，忧思、劳怯、虫病，此谓之因。知其因则不得专以寒凉治热病矣。盖热同而所以致热者不同，则药亦迥异。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别者尽然，则一病而治法多端矣。 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热而 腹痛 ，则腹又为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复不同，有与身热相合者，有与身热各别者。
欲知病之难易，先知病之浅深。欲知病之浅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实有表里上下之别焉。何谓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谓里？脏腑精神是也。而经络则贯乎其间。表之病易治而难死，里之病难治而易死。此其大略也。而在表在里者，又各有难易，此不可执一而论也。若夫病本在表，而传于里；病本在里，而并及于表。是为内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于热；身半以下之病，往往近于
古方所用之药，当时效验显着，而本草载其功用凿凿者，今根据方施用，竟有应与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气浓而力全；以后传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凡物之种类不一，古人所采，必至贵之种。后世相传，必择其易于繁衍者而种之，未必皆种之至贵者。物虽非伪，而种则殊矣。一则天生与人力之异也。当时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处，有以召之，则应者斯至矣。夫 人精 神完固，则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御之之具有亏，则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为鬼神所凭者。其 愚鲁 者，以为鬼神实能祸人；其明理者，以为病情如此，必无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犹风寒暑湿之邪耳。卫气虚，则受寒；荣气虚，则受热；神气虚，则受鬼。盖人之神属阳，阳衰，则鬼凭之。《内经》有五脏之病，则现五色之鬼。《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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