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南面而征”的事，在《梁惠王下》里孟子就说过，本章重提，乃是藉以说明真正的做到“爱民”，能尽心知命的“爱民”，也就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不是进行战争，而是用爱的感召力和兵强马壮的威慑力去征服对方。
本篇亦是紧接着尽心知命而讲下来的，因为“爱”也是要尽心知命的。从孟子对梁惠王的评价来看，梁惠王就不懂得自己到底是爱什么，是爱土地还是爱人民？如果不懂得自己到底是爱土地还是爱人民，那就是没有尽心知命。而没有尽心知命，也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爱什么。既然不知道自己到底爱什么，也就是个不仁爱的人。因为仁爱的人把所喜爱的推及到所不喜爱的，换句话说就是，爱人民，人民都
孟子以爱民的道理来劝说梁惠王放弃霸权统治的行为方式。梁惠王想的是个人利益与私有利益，他是为自己的长子阵亡以及败于秦、楚、齐等国而想报仇雪恨，而报仇雪恨的基础就是要动员民众为他打仗。这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百姓的利益了，因此也就不是最佳行为方式。所以孟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这不仅是指秦、楚、齐等国，其
虽然谈话的对象变了，但本书编辑的中心思想没有变，仍然是围绕着寻求最佳行为方式而爱民这一话题而展开。在梁襄王们等统治者的心目中，杀人是极平常的事，因为只有敢于杀人，才能使别人害怕和畏服你，只有敢于杀人，才能征服和战胜别国。不杀人而能使别人敬畏，则是他们不能想象的。所以梁襄王不理解，一个不喜好杀人的人，有谁能跟随他呢？在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时代，有梁襄王们这样的思
与邻国相交也就是与别人交朋友，交朋友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求得和睦相处，大家都平安无事。因此，只有能爱民的国君能以大的侍奉小的，只有有智慧的人能以小的侍奉大的，安于天命的人能保护天下，敬畏天命的人能保护国家。其实这就是最佳行为方式之意。在这个问题上，老子曾经讨论过，“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
因为齐宣王独自享受着快乐的事而不感到快乐，所以他想起比他还富有的夏桀和商纣王。但是这两人在历史上都是人人憎恨的人，所以齐宣王也怕自己落下历史的骂名，遗臭万年，因此他试探着询问孟子，想看看孟子的态度。孟子则告诫齐宣王，不要做一个独夫民贼，不要伤仁害义，应该做一个为民尽仁尽义的明君。孟子在这里所提出的，是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一个统治者是否施行仁政
齐宣王亦象梁惠王一样，对孟子炫耀自己的宫廷，炫耀一下自己优裕的生活方式，并且还有讥讽孟子生活贫困而空有理想的意思。孟子依然说了一番与民同乐的道理，并且分析了人们的心理，人们要是得不到这样的享乐，就会非议他们的君主。因得不到而非议上面，是不对的。作为民众的上层领导有这样的享乐而不与民同乐，也是不对的。以民众的快乐为快乐，民众也会快乐于其快乐；以民众的忧愁为忧愁
这也就是说，其实所有统治者都懂得要爱民，就象人人都懂规矩一样，但很多人却不懂得怎样真正地去爱民。而不懂得怎样真正去爱民，就不懂得选择行为方式。这个“巧”字，就是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在孟子提出一系列王道爱民政策后，梁惠王终于不得不虚心求教了。孟子此时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爱民与杀民！孟子之举例，实际上就是批评梁惠王的霸权政策、行为方式就是在杀人。从现代考古所知，殷墟侯家庄大墓中的殉葬者，约四百人，仅武官村大墓中就有殉葬者近百人。其中有被反绑及砍下头的殉人。殷墟还发现有很多人祭的遗迹，在一批排葬坑及散葬坑中，有被杀的无头人骨架及人头骨。
孟子针对齐宣王不能用贤图治的弊病，借用两个比喻来告诫齐宣王应该依靠专家，让他们学以致用，而不要依着自己的好恶爱憎，不要依着自己的个性来治理国家。第一个比喻是木材的利用问题，大木料有大木料的用处，但建造房屋，不能都用大木料；工匠根据修建房屋的需要，将大木料改制成小木料来利用，是因为修建房屋也需要小木料。大小配合，才能有一幢完整的房屋。治理国家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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