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帝王君主,也难免会有过失。重要的是对待过失的态度。掩过饰非,只能酿成更大的过错;闻过则改,就能大大降低损失。太宗度量宽宏,勇于自省,从善如流,堪称表率。
刑罚的本意,在于惩治罪恶,鼓励善行。因此,刑罚不在轻重,重要的是能够起到教化大众的目的。太宗慎用刑法,无偏无私,对死刑判决尤其谨慎。贞观年间,用刑宽大公平,监狱几乎闲置不用。
本篇与下篇《孝友》是作为对臣下百姓提出的两条最重要的传统道德要求。在本篇中,唐太宗立意要表彰宣传一切对君王愚忠的言行。如冯立之对于隐太子、姚思廉之对于隋代王,都被认为是值得嘉许的。就连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久攻辽东安市城不下,也要装腔作势地“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劝励事君者”。同时还一再下令表彰历代那些“固守忠义,克终臣节”的官吏及其子孙,以此鼓励当代
国家法令,务必简洁明确,不能相互抵触,朝令夕废。赦免令的随意颁布,会使犯罪之人心存侥幸,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太宗力图维持法制的稳定,很少使用赦免令。
苛政猛于虎,仁政是士大夫传统的政治理想。太宗认为,用仁义治国,国家就会气运长久。他甚至认为,广修仁义,则灾害不生。本篇紧紧围绕李唐王朝长治久安这个中心展开,论述了唐太宗对广修仁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甚至认为“行仁义则灾害不生”。
《政体》篇可看做是《君道》篇的补充,两者构成对“贞观之治”政绩的概要说明。这一篇所列内容,除补充说明诸如坚守直道、灭私徇公、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惟欲清净、改革旧弊、从谏如流等君臣应当遵守的准则以外,着重说明唐太宗能够实现“贞观之治”,很重要的一点是信用了魏徵及其提出的当行帝道王道的意见,即“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
君臣之间如果互相猜忌,就难以齐心协力处理国家大事。太宗待人以诚,任人不疑,魏徵将诚信视为处理国家政务的大纲。这也是贞观君臣能成就“贞观盛世”的重要原因。
太宗十八岁领兵反隋,在马背上夺得天下,弓马娴熟,野外打猎是他的一大爱好。大臣们却认为,山林中危机四伏,贵为天子,不应轻易冒险。太宗能够听从大臣的劝谏,适当加以节制,难能可贵。由此可见,位高权重的人,更应重视自身的安危。
太宗把奢侈纵欲视为王朝败亡的重要原因,因此厉行俭约,不务奢华。贞观二十年间,太宗由于贯彻了“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的主张,因此国家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谦让是儒家修身伦理的重要方面。为人谦逊礼让,才能提升自身的品德,得到他人的尊重。君主位高权重,难免存有骄矜自傲之情,太宗不以九五之尊自居,克己谦让,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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