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装备是战争力量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战斗力的物质基础，不仅影响军队的士气，还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有着重大的影响。即本篇所说的：“此兵之大成也。”忽必烈使用回回炮攻克襄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例。 至元四年（1267 年）八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动了攻宋战争，把主攻方向选在南宋的喉襟要地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襄阳位于汉水南岸。樊城位于汉水北岸，依山傍水，设
“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人和武器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现实的战斗力。在渡过江河作战时，离不开桥梁等装备器材。宋初渡江灭亡南唐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 宋朝建立后，先后翦灭了南平、武平、后蜀、南汉四大割据势力，占据了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江北地区以及珠江下游地区，并控制了建都于杭州的吴越，在战略上形成了对南唐的四面包围。南唐后主 李煜 ，在宋灭南汉之后，深感局
君主应“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是本第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古代帝王中，唐太宗 李世民 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即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叫明君、暗君？ 魏征 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紧接着列举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信”则亡的历史教训，证明“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对于君主来说，兼听就会天下大治，偏
阴符是我国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动军队所用的凭证，也是古代兵权的象征。一符从中剖为两半，有关双方各执一半，使用时两半互相扣合，表示验证可信。兵符的使用盛行于战国及秦、汉时期。因其常用铜铸成伏虎形，故称之为“虎符”。战国时期，凡率兵出征的统帅，或带兵驻扎地方和屯守边疆的将领，都由国君任命。在任命时，把虎符的左半交给将领，右半留于君主。平时将领只负责带兵，用兵
东汉王朝在黄中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群雄割据，混战不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 曹操 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先后扫平了袁绍等大小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并为进一步统一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曹操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拘一格，广揽人才，集众人之智以为己用，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曹操思才若渴，注意延揽各方面的人才。在他创业之初，就极力网罗当世
伏击，即设伏歼敌的战法，是古代常使用的战法之一。伏击的重要条件是地形，“必于死地”设伏。其次是善于运用佯动、示形、诱敌等手段，才能达成伏击运动之敌的目的。马陵之战中，齐军就是运用这一战法击败魏军取得胜利的。 周显王二十七年（前 342 年），魏发兵攻韩，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应允救授，以促使韩竭力抗魏。但鉴于战事初起，魏、韩双方实力未损，过早出兵对齐不利，因此直
信赏必罚是执行和严明军纪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存劝”、“示惩”之效。春秋时期齐国将军司马穰苴斩庄贾的故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证。 周景王十四年（前 531 年），晋、燕两国从西南和北方进犯齐国，齐军连连败北，齐国上下震动。齐景公为扭转战局，召集满朝文式商讨对策。宰相 晏婴 认为司马穰苴文能服众、武能威敌，如让他担任将军，必能击败来犯之敌。齐景
“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这是本篇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东汉末期，皇帝大权落入外戚、宦宫之手导致衰亡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外戚就是皇帝的母家和妻家的亲戚，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东汉初期，为了防止他们干政，对他们的控制比较严格。但到了中叶以后，皇帝多是幼年继位，由母后临朝称制。外戚把持朝政，皇帝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皇帝为了摆脱外戚
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这是指挥作战所应把握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所谓“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通治乱，不可以语变”。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惨败就是由于违背了这一原则的结果。 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内乱而中衰，南方强国楚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北进，引起中原诸小国的不安。于是 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
加强警戒，严为防备，这是防止遭敌袭击的一般要求，所谓“以戒为固，以怠为败”。秦军在崤山之战中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加强警戒和防范。 秦穆公凭着日渐强盛的国力，企图争霸中源，但其东出道路却被晋国所扼而难以东进。周襄王二十四年（前 628 年）四月和十二月，郑文公和晋文公相继病逝，秦穆公得知消息，决定乘机出兵越晋境偷袭郑国。主政大夫霆叔认为，师出无名，“劳师以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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