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读《 难经 》、叔和、启玄、诸大贤三焦论，皆谓有名无形。又读《灵枢经》曰∶密理浓皮者，三焦浓；粗理薄皮者，三焦薄。勇士者，三焦理横；怯士者，三焦理纵。则似乎有形矣。及观李士材曰∶肌肉之内，藏腑之外为三焦；亦无形也。而士材又以无形为误，而以《灵枢》之浓薄、纵横，如雾、如沤、如渎，以征其形。则三焦究属有形耶，无形耶？ 谨赘一言以辨之。夫三焦者，即胸、膈、腹内、
膀胱上口，《灵》《素》未言有无，后世聚讼纷纭，或言有上口而无下口者，乃以“气化则能出”之句而误会也，若无下口，焉得气一化则遂若此通利哉？是无下口之说不必论矣。或言有下口而无上口者，张景岳、李士材俱主是说。因景岳、士材之书，近世风行海内，故人皆以为无上口矣。第无上口，则 交肠 之易位而出者，粪从何处入于膀胱乎？张三锡以为上下俱有口者是矣，但语焉而未详也。夫水道
夫丹痧一症，方书未有详言，余究心是症之所来，不外乎风寒温热时厉之气而已。故解表清热，各有所宜，治之得当，愈不移时，治失其宜，祸生反掌，无非宜散、宜清之两途也。其症初起，凛凛 恶寒 ，身热不甚，并有壮热而仍兼憎寒者，斯时虽 咽痛 烦渴，先须解表透达为宜；即或宜兼清散，总以散字为重，所谓“火郁发之”也。苟漫用寒凉，则外益闭而内火益焰，咽痛愈剧，溃腐日甚矣。不明是
肺为气主，忌乎 郁。《经》曰∶“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是忧能伤肺之由也。至于喜可胜忧，其义何居？亦考诸岐伯曰∶“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矣。”则以闭塞者而和缓之，岂不得谓之胜乎？然亦更有显明者，凡人有所忧愁，每多胸膈不舒，适逢欢快之事，即可情怀开旷，此尤情性之常，宁独火可胜金而已哉。
此症行止坐卧皆不能安，自朱奉议以为 伤寒 之变证，后之注《金匮》者，或言属气，或言属血，论说纷纭，余窃以为皆未中肯。夫“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乃本乎心神涣散也。心主脉，故心病而脉为之皆病矣。惟其心神涣散，故下文常默默，不能食，不能卧，不能行数句，无可奈何之态，皆所以形容百脉悉病之语。未经误治，病情如是者，乃为此病之正，故用 百合 而加生 地黄汁 ，显为五志之
疫疠 之证，病家每每忌讳，医家故不明言，然口虽不必明言，心内还须认清，若认之不清，不但用药无效，而且开口便差。认疫若何？于闻见中但有两三人病情相同者，便要留心。留心若何？病有来踪去迹，怪怪奇奇，传变迟速，不近情理，较诸正 伤寒 、风温、温热、湿温、暑 等门，迥乎大异者，即疫也。脉证不必大凉，而服大凉之药，似有害而终无害者，即疫也。脉证可进温补，而投温补之剂，
恐为肾之志，何即伤肾乎？盖“肾者主蛰，封藏之本”，喜静而不喜动，恐则气下，偏能动之，如张子和云∶恐气所致，为骨酸痿厥，为暴下清水，为阴痿，为惧而脱颐，凡此诸症，非皆伤肾之明验欤？若善思者处此，即非常临之，自有定识，岂得以 恐惧 摇其意见哉？况思虑之志出乎脾，以思胜恐，亦即以土制水，论情论理，亦适符也。
肝为木脏，欲散而苦急。《经》曰∶“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又曰∶“怒则气上。”夫以将军之官，至刚之脏，复以嗔怒而助其气，是急也，非散也，故曰伤也。若夫悲者，有所哀痛而然也。《经》曰“悲则气消。”则当气逆之时，适以此消气者值之，谓之曰胜，谁曰不然。 或曰∶四志所胜，皆与五行克制之理合，兹怒为肝志，何独非肺志之忧胜之，而云“悲胜怒”乎？盖喜怒忧思悲恐惊，其情有七，
昔贤有云∶“气有余，便是火。”此当专以病气立论。若元气有不足，而无有余者也，何则？气化于精，精生于水谷，故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饥则气怯而倦怠，若饮食适宜，起居有节，始得元气充流，一昼一夜，正合一万三千五百息，为人身之常度，故圣人御气，如持至宝，非以气之易于不足乎？自夫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气，外侵营卫经府，阻塞正气流行出入之道，遂致腠理闭塞，胸腹痞满，
治病须分经络，古人以经界喻之，犹夫射之的、御之范也。《灵枢·经脉》一篇，为我医所必读，惟是其文参差繁复，习者苦之。东垣编为歌诀，国朝汪 庵更为谐畅，可谓记诵无难矣。惟是熟此经脉，于逐经之起止循行虽己了了，而人之身体，每一处有两三经，或四五经，错综循及者，皆散见于各经之下，临证仓卒，未免或遗。烈不揣愚陋，窃以人身自巅至足，凡十二经络行及之所，汇而辑之。再奇经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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