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国君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可是国家得以兴旺的根本却是农耕和作战。现在民众用来求取官职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农耕和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这就让民众学习奸诈巧舌，不但不能兴国，反而误导了民众。误导了民众，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没有实力；国家没有实力，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会被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教化民众都是要求通过专心务农来得到官职和爵位。如
巧言善变，聪明有智谋，是民众违法乱纪的助手；儒家繁琐的礼节，使人涣散意志的音乐，是导致民众放荡淫佚的原因；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担保、举荐，是罪恶的庇护所。坏事有了帮助才能四处流行，放荡有了引导才能做起来，错误有了根源才能产生，罪过有了庇护的场所就无法制止。这八种东西结成群，民众就会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国家就会被削弱；政府的法令能压制住民众，兵力就会强大。所以，国
我听说：古代英明的君主推行法治，民众就没有犯罪的邪恶行为；发动战争，就会造就干练的人才；实行赏罚，军队就会强大。这三个方面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君主推行法治民众没有邪恶行为，这是因为国家的法度严明而民众认为对自己有利；进行战争能造就人才，这是因为功劳分明，民众就全心全意为国家出力；施行赏罚军队力量强大的原因是指爵禄俸禄而说的。爵位俸禄是军队用来奖赏的财物。因
圣人治理国家的办法，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实施统一奖赏，那么军队就会无敌于天下；实行统一的刑罚，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实行；实行了统一教化，那么民众就会听从君主的役使。公正高明的奖赏并不浪费财物，严明的刑罚不杀人，修明教育不改变风俗，而民众却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国家也没有特殊的风俗。公正高明的奖赏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不用奖赏，严明的刑法到一定时候就可以不用刑
不允许官吏留下当日的政务不办，那样邪恶的官吏就没有空闲时间到百姓那里谋求一己私利。假如群臣的政务不相互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裕时间来耕田。邪恶的官吏没有时间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就会有充裕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根据粮食的产量来计算田赋，那么国家的田赋制度就会统一，而百姓承担的赋税才会公平。国家的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
人民的境外之事，没有比战争更危险的了。所以朝廷用轻法就不能驱使他们去作战。什么叫轻法呢？即奖赏不多、刑罚不重，淫逸的路没有堵住。什么淫逸的道路呢？即是能言善道之人得到尊贵，不守本业、游散求官的人得到任用，各种思想得到显扬。这三种途径若是不堵住，那么人民不肯出战，国家的战事就会失败。因为朝廷赏赐少，听从法令的人得不到好处；刑罚轻，违反法令的人没有什么妨害。所以
一般国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战时不衡量自己的兵力和能力，开垦荒地时不计算好土地。因此有的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国家所拥有的土地；有的土地宽广而人口少，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人口数量超过国家拥有的土地，就一定要开辟疆土；土地面积超过人口，就要想办法招来人口开荒。要开辟疆土，就要成倍地扩大军队的数量。可是人口超过了国家占有的土地，那么国家取得的功绩就
有方圆百里的地方，假如山、丘陵占国土的十分之一，湖泊、沼泽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城镇道路占国土的十分之一，薄田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二，良田占国土的十分之四，可以用这些土地养活约五万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其中的山、丘陵、湖泊、沼泽、山谷河流可以供给各种原料，城镇道路足够它的民众居住，这就是先古帝王制定的划分土地的定律。 现在秦国土地有五个方
国君役使和限制臣下的东西是赏赐和刑罚。赏赐依据功劳，刑罚根据罪行。所以论定功劳，调查罪行不能不审慎。赏功罚罪，但国君不确知其中的道理，那同没有法度是一样的。凡是懂得法度的都懂依仗权势统治的方法。所以古代帝王不仗恃他的强悍而是仗恃他的权力；不仗恃他的忠信而是他的统治方法。如今飞蓬遇旋风而行程千里，是凭借风势啊；测量深潭的人能够知道八千尺的深度是运用了悬绳测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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