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可以为尧舜。 这当然是植根于“性善论”而鼓励人人向善，个个都可以有所作为的命题了。 其关键还是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也就是《梁惠王上》里面所说的“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的问题。只不过从与梁惠王讨论的政治问题过渡到与一般人讨论个人修养问题罢了。所以，无论是君王从政治国还是个人立身处世都有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认识到这一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孟子的雄辩风范。随口接过论敌的论据而加以发挥，以水为喻就以水为喻。就好比我们格斗时说，你用刀咱们就用刀，你用枪咱们就用枪。欲擒故纵，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平？”一语杀入穴道，只需要轻轻一转，其论证便坚不可移，使读者读来，不得不束手就擒。于是，我们便都是性善论者了。 只不过，当我们放下书本而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邪
孟子一再申明的，乃是历史的经验，而总结历史的经验，则是人们可以凭藉及效法的准则，典范榜样的树立，也是希望人们的效法。尧、舜因为爱民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幽、厉王因为残暴昏乱而被人民诅咒，就是为君之道的行为准则。舜事尧是为臣的行为准则，尧治民是为君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不论干什么，都要走一定的道路，都要遵循一定的准则，都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否则，就乱了套。而
诸葛亮 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三国志》）裴注引《华阳国志》） 说的正是孟子的意思。 子产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去帮助老百姓过河，这事在一般人看来是属于爱人民的美德，因此传为美谈。但孟子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要求子产，则认为这是小恩小惠的行为，治末而没有能够治本，于事无补。与其你这样一个一个地去帮助老百姓过河，倒不如利用你手中的权力为他们把桥修好，一劳永逸地解
这个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因为在《公孙丑上》里，当公孙王提出管仲来和孟子相比时，孟子已经说过，自已根本不屑于与管仲相比。（参见3•1）比都不愿意比，当然就更不愿意做了。 可见孟子的自视是很高的。 自视既然这样高，当然就不愿意被呼来唤去的了。自己主动要去朝见是一回事，被召唤去朝见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孟子才有为景丑等人所不理解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孟
曹交想要成为尧、舜，孟子认为很好办，只要穿尧的衣服，诵读尧说的话，行为尧的行为，就是尧了。那么，尧、舜的人生道路是什么呢？就是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已。所谓“孝、悌”，就是继承和敬爱；继承和敬爱其实就是社会行为规范中的基本内容。因此，只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也就能成为尧、舜了。就拿我们现在的先进人物、模范人物、英雄人物来说，他们只是遵守了社会行为规范，
舜爱民，周文王爱民，那么郑国的执政者子产是否也爱民呢？据传说，子产治国特别注意策略，他一方面照顾大贵族的利益，团结依靠多数；一方面对个别贪暴过度的贵族断然给以惩处，以维护政府威信。他不毁乡校，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吸取有益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对于晋、楚两霸，他既遵照传统礼制谨慎奉事，不给对方寻衅的借口，又在有条件时
告子在这里只看到水的流向问题，因而导致出人的本性只有一种，因此有些片面；而孟子却看到水的流上流下问题，因而下结论说，只要迫使水的流淌，就可以使它向上流，这就好比人性一样，只要形势迫使他为恶，他就可以为恶。这个讨论说明，只要性善，就只会行为于善良的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是人们按照一定道德原则和社会行为规范，在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关系上，从本人意志出发自主选择
要行仁政，要爱民，首先得从自己做起，然而孟子之周游列国，四处游说，是否是因为看到了梁惠王的亭台水池，齐宣王的雪宫，以及这些君王们的穷奢淫侈的豪华的生活方式而动心吗？所以公孙丑问：“先生……您会动心吗？”公孙丑的言下之意就是，您先生是不是也追求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而孟子回答说：“不，我四十岁后就不动心了。”面对着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而不动心，那是很难做到的。孔子
释迦牟尼佛说：看见别人在布施，要跟着欢喜、支持，就会得到很大的福报。有个沙门问道：“随喜的人都有了很大的福报，那么，布施的人应得到的福报是否会没有了呢？”佛回答说：如像有一支火炬，成百上千的人拿上火把来分取火种，也点燃火炬，用这火煮饭照明。但是原来的火还是存在的，并不因他人取火而消失，布施所得的福报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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