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无义战”，这既表达了孟子的历史观，也是其政治观的体现。因为，儒家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才是合乎义的，而春秋时代则是“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以没有合乎义的战争。 其买，孟子的思想依然是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
这一篇是论述国家的行为方式，即天子治理国家，治理诸侯国，治理为官者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即被称为“礼”，即社会行为规范。有了这个规范，人们在有所行为时，就要按照这个行为规范来行为。我们且不论这个规范是否合理，我们只是从中看到，凡治理国家，治理人民，国家的行为方式必须要选择最佳的，最好的，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当然，周初所制定的这个行为规范至春秋战国时期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挑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是了不得的男子汉大丈夫． 孟子则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的意思往上爬，没有仁义道德的原则，因此，不过是小人、女人，奉行的是“委妇之道”，哪里谈得上是大丈夫呢？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
既然是要孝顺父母，那么在娶妻问题上，做儿子的就应该禀告父母亲。但是舜为什么不禀告父母亲就私自娶妻了呢？这个问题即使是在现代，也是做父母的人们所反对的。但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舜当时的处境，舜并不是不孝敬父母，只是因为父母过于宠爱那不成器的弟弟，而这个不成器的弟弟是不能继承舜的王位的。所以舜只好“不告而娶”，而帝尧亦不告而嫁。从另一方面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中国
这是借滕文公为父亲守孝之事来说明人之性善。孟子所举孔子的话，见于《论语·为政》第五节，以及《宪问》第四十一节与《颜渊》第十九节，尤其是“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句，乃是说明人民从善如流的秉性，所以要世子以身作则。
本来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亲爱，国与国之间亦是如此，但整个春秋时期三百年间，诸侯们都是征来伐去。尽管他们都知道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如齐桓公九盟诸侯，但他们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不惜牺牲几十、几百万人民的生命，弄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使整个中原地区混乱无比。这就是没有尽心知命！因而他们选择不到最佳行为方式。就“征伐”而言，只有周王能征伐各诸
骗子有术，也有限。 有术就能使人受骗，不仅使普通人受骗，就是有德有才的君子，像郑国贤宰相于产那样的聪明人，也照样受骗。只不过这很有个条件，就是你得把谎话说圆，说得合乎情理，就像那个“校人”那样，把鱼开始怎么样，接着又怎么样，最后又怎么样说得来非常生动细致，活灵活现，难怪得子产要上当，要相信他了。这里面还有一层微妙的原因在于，越是君子，其实越容易受骗。因为君子
齐宣王为了追求自己的快乐，仿效古代先王营造了可供打猎取乐的园林池沼，但他不象古代先王那样与民同乐，而是将这些视为私有财产，私有利益不容侵犯，因此他对私入园林者施行严刑峻罚。他这种禁止捕杀糜鹿的动机并不是今天我们保护珍希动物意义上的禁令，而是为了个人的享乐和个人私欲的满足，以显示自己的唯我独尊而草菅人命。他的这种行为就不是最佳行为方式。他是利用自己的权势将征收
领导人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是孔子反复申说的一个话题，孟子也同样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在本章里所说的“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革尚之风，必惬。”正是孔子在《颜渊》里面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修’的翻版。 由此可见，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是孔子、孟子都非常重视的政治领导原则。而本章正是这样一个上行下效的实例。 滕国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膝文公）死
现代许多人一谈到命运就误解，认为这是宿命论，其实不然，万事万物都有命运，这个命运不是别的，就是现代人所谓的规律。人都有生老病死，这就是命运，也是规律。人人都知道岩石和危墙之下不能站立，所以人人都选择了不去岩石和危墙之下站立的行为方式，这就叫知道命运。任何事情都有开始和终结，植物也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出生了也就意味着终是要死亡的，这是地球上万物的生长规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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