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之后人类诞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人多，又都区别亲疏，心存邪恶为自己，那人类就会混乱。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制服对方来竭力争夺财物，这样就发生的争斗。发生了争斗又没有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解决，那人们就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所以有道德
国家的安定有三个因素：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是君臣共同执掌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力是君主独自控制的。君主失去掌握的权力则国家会陷入危机，君臣抛弃法度只顾私利国家必然混乱。所以确立法度明确公私的界线，并且不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则国家会安定。君主独掌权力控制人民就树立了威信。人民相信君主的赏赐事业就会办成，相信君主的惩罚犯罪就不会发生。只有贤明
凡是建立国家，对于制度不能不明白，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研究，国家的政务不可不谨慎处理，国家该从事的根本之业不能不集中。国家的制度合于时势，那么国家的风格就能改变，而民众就遵守服从制度；政策法度清明，那么官吏中就不会发生邪恶的的事；国家的政务统一，那么民众就服从国家调用；国家所从事的根本之业专一，那么民众就会听从使用；事业集中，那么民众就会喜欢农业而愿意打仗。圣
严格执行君主的法令那么官府中当天的政务便不会拖延。执行法度公正，那么官吏中就没有邪恶之争发生。法度已经确定，君主就不应该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度。委任那些在农战中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委任那些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那么民众就多喜欢空谈。推行了法治，就能在下层决断政事，在五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能称王天下，在十个村子之
现代的国君没有不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所以他们小小地搞，国家就小乱；大大地搞，国家就大乱。因此，国君没有能够世代统治人民，而世界上没有不乱的国家。什么叫做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呢？例如任用贤人，就是现代国君们采用的治国方法。然而，这样治国，正是乱国。因为人们所谓贤是良善、正直，但良善正直的名声出于他们的党羽。国君听他的言论，认为他是贤能；问他的党羽，都称赞他是贤能
四面受敌的国家重视打防御战，背靠大海的国家注重打进攻战。假如四面受敌的国家喜欢发兵进入自己邻国，国家就危险了。因为四面的邻国一旦不同发起战争，而自己就要四处派兵迎战，所以说国家危险。四面作战的国家，如果不能有上万户的城邑驻守数以万计的军队，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说四面受敌的国家务必要打防御战争。 防守有城墙的城镇，不如用民众决死一战的力量与敌人有生力量作战。
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朴质，就不敢触犯法律；民众放纵就敢于恣意妄为。不敢触犯法律就会守法。人民守法，就听众役使；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强。 民众，国家优待他们，他们就与国家亲近；国家合
过去昊英氏统治的时代，让民众砍树捕杀野兽，那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野兽多。黄帝治理天下时不让人们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没有供自己使唤的奴仆，死了不能用棺材埋葬。昊英、黄帝做的事不一样，却都称王于天下，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神农治理天下时，男人耕种而使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我们有衣裳穿；不使用刑法和政令而天下安定，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死了，人们
凡是用兵作战，获胜的根本有三：军队还没有出征就推行法治；推行法治，使民众形成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的风气；风气形成了，那战争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工具便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国内具备了，然后军队才能出征。实现这三点有两个条件，一是君主辅助推行法治，法治才能实行，二是君主言行一定要合乎法度，法治才能确立。如果仗着自己人多势众，那就像用茅草盖房子，虽然多但不结实。依
秦孝公问公孙鞅说：“今天制定的法令，明天清晨就想让全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明确了解并奉行，一致而没有奸私，应怎么办？” 公孙鞅说：制定法令，设置朴实厚重以使百姓知道法令的具体内容的人作官吏，把他作为主管法令的官吏。推荐给天子，天子应允，就命令他们主管法令。都诏令受命上任。各自主管各地的法令，百姓胆敢忘记遵守他主管的法令的名目，就用他所忘记的法令的名目惩罚他。主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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