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之疾，与男子无异，惟经期胎产之病不同，且多症瘕之疾。其所以多症瘕之故，亦以经带胎产之血易于凝滞，故较之男子为多。故古人名妇科谓之带下医，以其病总属于带下也。凡治妇人，必先明冲任之脉。冲脉起于气街（在毛际两旁），并少阴之经，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起于中极之下（脐旁四寸），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又云：冲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脉之海。此皆血之所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发散之剂，欲 驱风 寒出之于外，必热服而暖覆其体，令药气行于荣卫，热气周遍，挟风寒而从汗解。若半温而饮之，仍当风坐立，或仅寂然安卧，则药留肠胃不能得汗，风寒无暗消之理，而荣气反为风药所伤矣。通利之药，欲其化积滞而达之于下也。必空腹顿服，使药性鼓动，推其垢浊从大便解。若与饮食
病有一定之传变，有无定之传变。一定之传变，如伤寒太阳传阳明，及金匮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之类。又如痞病变臌，血虚变浮肿之类，医者可豫知而防之也。无定之传变，或其人本体先有受伤之处；或天时不和，又感时行之气；或调理失宜，更生他病，则无病不可变，医者不能豫知而为防者也。总之，人有一病，皆当加意谨慎，否则病后增病，则正虚而感益重，轻病亦变危矣。至于既传之后，则标本缓急
古之医者，无分内外，又学有根柢，故能无病不识。后世内外科既分，则显然为内症者，内科治之；显然为外症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内外未显然者，则各执一说，各拟一方，历试诸药，皆无效验，轻者变重，重者即殒矣。此等症，不特外科当知之，即内科亦不可不辨明真碓，知非己责，即勿施治，毋至临危束手，而后委他人也。腹内之痈有数症，有肺痈，有肝痈，有胃脘痈，有小肠痈，有大肠痈
医之高下不齐，此不可勉强者也。然果能尽知竭谋，小心谨慎，犹不至于杀人。更加以诈伪万端，其害不可穷矣。或立奇方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富贵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立高谈怪论，惊世盗名；或造假经伪说，瞒人骇俗；或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示奇。如冬月伤寒，强加 香薷 于伤寒方内而愈，以为此暑病也，不知 香薷 乃其惑人之法也。如本系
天下之病，误于 医家 者固多，误于病家者尤多。医家而误，易良医可也；病家而误，其弊不可胜穷。有不问医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误一也；有以耳为目，闻人誉某医，即信为真，不考其实，其误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务取其便，又虑别延他人，觉情面有亏，而其人又叨任不辞，希图酬谢，古人所谓以性命当人情，其误三也；有远方邪人，假称名医，高谈阔论，欺骗愚人，遂不复详察，信其欺妄，
病有经有纬，有常有变，有纯有杂，有正有反，有整有乱，并有从古医书所无之病。历来无治法者，而其病又实可愈。既无陈法可守，是必熟寻《内经》《 难经 》等书，审其经络藏府受病之处，及七情六气相感之因。与夫内外分合气血聚散之形，必有凿凿可征者，而后立为治法。或先或后，或并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后，取药极当，立方极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机，不使扞格。如庖丁之解牛，
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 人参 也。夫 人参 用之而当，实能补养元气，拯救危险，然不可谓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为物气盛而力厚，不论风寒暑湿痰火郁结，皆能补塞。故病人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或邪微而正亦惫，或邪深而正气怯弱，不能逐之于外，则于除邪药中投之，以为驱邪之助。然又必审其轻重而后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倾之
帝王世纪云，神农以赭鞭击草木，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正之，一日之间遇七十余毒，极含气也，人病四百，药二百六十有五，乃着《本草》，而医书之原启矣。黄帝深虑人生夭昏凶札，上穷下际，察五气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亟咨于岐雷而《内经》作，自《内经》而下，藏于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后出杂着者不与焉。夫《内经》谓为黄帝
《汉书》(全十二册)中华书局版《汉书》的版本很多，唐朝以前的版本多已佚失。 清朝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印了“殿本”，又称“武英殿本”。 清朝同治年间，清政府又刊印了“局本”。 清朝刊印的“殿本”和“局本”都是《汉书》较好的版本。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刊印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时期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错误，是《汉书》的善本。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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