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问太公说：“任命将帅的仪式是怎样的？” 太公回答道：“凡国家遭遇危难，国君就避开正殿，在偏殿上召见主将，向他下达诏令说：‘国家的安危，全系于将军身上。现在某国反叛，请将军统率大军前去征讨。’” “主将接受命令后，国君就令太史占卜，斋戒三天，前往太庙，钻炙龟甲，选择吉日，向将帅颁授斧钺。到了吉日，国君进入太庙门，面向西站立；主将随之进入太庙门，面向北站立。
武王问太公说：”率领军队深入敌国境内，国君与主将想要集结兵力，根据敌情进行灵活的机动，谋求出其不意的胜利。但事情繁杂，用阴符难以说明问题，彼此相距又十分遥远，言语难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太公回答道：“所有密谋大计，都应当用阴书，而不用阴符。国君用阴书向主将传达指示，主将用阴书向国君请示问题，这种阴书都是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所谓一合而再离，就是把
武王问太公说：“我想在未交战之前就先知道敌人的强弱，预见战争胜负的征兆，应该怎么办？” 太公答道：“胜败的征兆，首先在敌人精神上表现出来。精明的将帅能够察觉，但能否利用征兆打败敌人，则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周密 地侦察敌人出入进退的情况，观察它的动静，言中谈论的吉凶预兆和士卒们相互议论的事情。凡是全军喜悦，士卒畏惧法令，尊重将帅命令，相互以破敌为喜，相互以勇猛
选拔将帅并非易事，如果依照外貌、长相来选拔将帅，往往是靠不住的，因为人们并不总是表里如一的。只有通过举止言谈的综合分析，即通过实践来考察、识别人才，看其能否担当起领兵出战的重任，才是选拔将帅的唯一途径。汉文帝慧眼识亚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例。 文帝后元六年（前 158 年）冬，匈奴大举内犯，烽火直达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都城长安为之震动。文帝除发兵赴边抗御
军队要步调一致，令行禁止，离不开严明的军纪。而严明的军纪又必须依靠赏与罚这两种手段来保障。赏与罚的原则是公正严明，罚不避亲，赏不避过，“刑上极，赏下通”。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在运用奖赏手段时，做得颇为成功。 隋朝末年，天下纷扰，群雄并起，各霸一方。镇守太原的李渊，乘机起兵，与群雄争夺天下。所属州县陆续响应，广大民众纷纷前来应募，旬日之间就招募了一万多人。李渊对这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人的智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众人之智无穷。即“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公元俞 206 年，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浪潮的冲击下灭亡了。农民起义领袖 项羽 和 刘邦 为了争夺天下，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拚杀，结果以项羽的失败和刘邦的胜利而告结束。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勇敢善战，世罕其匹，战争开始时又握有几十万精锐大军，处于
“军不可从中御”，“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给予将帅以充分的信任和机动指挥的权力，是作战指挥上的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否则，如果国君从中干预掣肘，对待帅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必然会干扰前线将帅的决心和计划，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古今中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多，魏文侯任贤拒谗、临阵不易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东周威烈王十八年（前 408 年），魏文侯任命乐羊为大将
...对，认为“太原工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不能“举而弃之”，并主动请缨，率师三万前往讨伐。 十一月，正值隆冬季节，李世民率军自龙门渡河，在柏壁（绛州西南）扎营，与宋金刚对垒相持。针对敌“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的实际情况，李世民采取了坚壁不战以挫其锐的方针，仅令偏师乘间抄掠敌军。经过长达五个月的对垒相持，敌军气势日衰，供应困难，...
将帅作为战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其品德的高下，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甚至关系到战争的结局。那么，将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本篇提出的标准是：勇、智、仁、信、忠。在古代， 岳飞 可以说是优秀的代表。 岳飞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支撑南宋半壁河山的著名将帅，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他作战勇敢。岳飞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每次作战时，
阴书是古代通信中另一种保守秘密的方法，它是由阴符演变而来，能比阴符传递更具体的消息。但无论是阴符，还是阴书，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有可能被对方截获而难以达到传递消息的目的，二是有可能被对方破译内容并被对方将计就计加以利用。因此，并不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张献忠袭取襄阳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他在陕西来脂聚众起义，率部转战豫、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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