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藏于肾，人尽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则人不知也。夫精，即肾中之脂膏也。有长存者，有日生者。肾中有藏精之处，充满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长存者也。其欲动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脱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施去施生，不去亦不生，犹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见其亏；终年不汲，不见其溢。《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则纵欲可无害乎？曰
近世之论， 心火 谓之君火，肾火谓之相火，此说未安。盖心属火，而位居于上，又纯阳而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无异议也。若肾中之火，则与心相远，乃水中之火也，与心火不类，名为相火，似属非宜。盖阴阳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肾中亦有火。心火为火中之火；肾火为水中之火，肾火守于下，心火守于上，而三焦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动，而肾中之浮火亦随之。肾火动，而心中之浮火亦
天下之病，误于医家者固多，误于病家者尤多。医家而，易良医可也；病家而误，其弊不可胜穷。遥不问医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误一也；有以耳为目，闻人誉某医即信为真，不考其实，其误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务取其便，又虑别延他人，觉情面有亏，而其人又叨任不辞，希图酬谢，古人所谓以性命当人情，其误三也；有远方邪人假称名医，高谈阔论，欺骗愚人，遂不复详察，信其欺妄，其误四也；
病有一定之传变，有无定之传变。一定之传变，如 伤寒 太阳传阳明，及《金匮》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之类。又如痞病变臌， 血虚 变浮肿之类，医者可预知而防之也。无定之传变，或其人本体先有受伤之处，或天时不知，又感时行之气，或调理失宜更生他病，则无，病不可变，医者不能预知而为防者也。总之人有一病，皆当加意谨慎，否则病后增病，则正虚而感益重，轻病亦变危矣。至于既传之后，
制药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详于宋之雷，今世所传《 雷公炮炙论 》是也。后世制药之法，日我一日，内中亦有至无理者，固不可从；若其微妙之处，实有精义存焉。凡物气浓力大者，无有不偏，偏则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则用法以制之，则药性之偏者醇矣。 其制之义又各不同，或以相反为制，或以相资为制，或以相恶为制，或以相畏为制，或以相喜为制。而制法又复不同，或制其形，或
《金匮要略》乃仲景治杂病之书也。其中缺略处颇多，而上古圣人，以汤液治病之法，惟赖此书之存，乃方书之祖也。其论病皆本于《内经》，而神明变化之。其用药悉本于《神农本草》，而融会贯通之。其方则皆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仲景间有随症加减之法。其脉法亦皆《内经》及历代相传之真诀。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错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
古之医者，无分内外，又学有根柢，故能无病不识。后世内外科既分，则显然为内证者，内科治之；显然为外证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内外未显然者，则各执一说，各拟一方，历试诸药，皆无效验。轻者变重，重者即殒矣。此等证，不特外科当知之，即内科亦不可不辨明真确。知非己责，即勿施治，毋至临危束手，而后委他人也。腹内之 痈 有数证；有肺痈，有肝痈，有胃脘痈，有小肠痈，有大
世有奸医，利人之财，取效于一时，罔顾人之生死者，谓之劫剂。劫剂者，以重药夺截邪气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时即出，必渐消渐托而后尽焉。今欲一日见效，势必用猫厣之药，与邪相争；或用峻补之药，遏抑邪气。药猛厉，则邪气暂伏，而正亦伤；药峻补，则正气骤发，而邪内陷。一时似乎有效，及至药力尽，而邪复来，元气已大坏矣。如病者身热甚，不散其热，而以沉寒之药遏之。 腹痛 甚
炎黄发源医祖，轩辕岐伯绳书，雷公炮制别精粗，扁鹊神应桓主，于懿治溺神效，仲景《 伤寒 》谁如，华佗秘授当时无，又得叔和《脉》助，皇甫仕安《甲乙》，葛洪《肘后》非殊，真人思邈圣神途，慈藏药主恍悟。 上调西江月
一药有一药之性情功效，其药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显而易见者。然一药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盖药之功用，不止一端。在北方，则取其此长；在彼方，则取其彼长。真知其功效之实，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迨至后世，一药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盖古人尚未尽知之，后人屡试而后知，所以历代本草所注药性，较之《神农本经》所注功用增益数倍，盖以此也。但其中有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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