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气运，数百年一更易，而国家这气运亦应之。上古无论，即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局方》亦然。至于明季，主暗臣专，膏泽不下于民，故丹溪以下诸医，皆以补阴益下为主。至我本运录极隆之会，圣圣相承，大权独揽，朝纲整肃，惠泽旁流，此阳盛于上之明征也。又冠饰朱缨，口燔 烟草 ，五行惟火独旺，故其为病，皆属盛阳上越之证，数十年前，云间老医知此义者，往往专以芩、连、知、
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如同一身热也，有风、有寒、有痰、有食、有阴 虚火 升，有郁怒，忧思、劳怯、虫病，此谓之因。知其因则不得专以寒凉治热病矣。盖热同而所以致热者不同，则药亦迥异。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别者尽然，则一病而治法多端矣。 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热而 腹痛 ，则腹又为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复不同，有与身热相合者，有与身热各别者。
凡人偶感风寒， 头痛 发热 ， 咳嗽 涕出，俗语谓之伤风。非《 伤寒 论》中所云之伤风，乃时行之杂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难治之疾，生死之所关也。盖伤风之疾，由 皮毛 以入于肺，肺为娇脏，寒热皆所不宜。太寒则邪气凝而不出；太热则火烁金而动血。太润则生 痰饮 ；太燥则耗精液。太泄则汗出而阳虚；太涩则气闭而邪结。并有视为微疾，不避风寒，不慎饮食，经年累月，病机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处，有以召之，则应者斯至矣。夫 人精 神完固，则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御之之具有亏，则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为鬼神所凭者。其 愚鲁 者，以为鬼神实能祸人；其明理者，以为病情如此，必无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犹风寒暑湿之邪耳。卫气虚，则受寒；荣气虚，则受热；神气虚，则受鬼。盖人之神属阳，阳衰，则鬼凭之。《内经》有五脏之病，则现五色之鬼。《难
诊脉以之治病，其血气之盛衰，及风寒暑湿之中人，可验而知也。乃相传有《太素脉》之说，以候人之寿夭穷通，智愚善恶，纤悉皆备。夫脉乃气血之见端，其长而台浓者，为寿之征。其短小而薄弱者，为夭之征。清而有神，为智之征。浊而无神，为愚之征。理或宜然。若善恶已不可知，穷通则与脉何与？然或得寿之脉，而其人或不谨于风寒劳倦，患病而死；得夭之脉，而其人爱护调摄，得以永年。又有血
本草之始，于神农，药止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症施治，其应若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迨其后，药味日多，至隐弘景倍之，而为七百二十品。后世日增一日。凡华夷之奇草逸品，试而有效，医家皆取而用之，肛有成书。至明·李时珍，增皆取而用之，代有成书。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见，故医者、病者，皆不敢轻投。至于汗凉，病者亦重加覆护，医者亦云服药，必须汗出而解。故病患之求得汗，人人以为当然也。 秋冬之时，过暖尚无大害；至于盛夏初秋，天时暑燥，卫气开而易泄，更加闭户重衾，复投发散之剂，必至大汗不止而阳亡矣。又外存这徉，汗未出之时，必烦闷恶热；及汗大出之后，卫气尽泄，必阳衰而 畏寒 。始之暖覆
凡刺之法，不过补泻经络，祛邪纳气而已。其取穴甚少，惟水病风肤胀，必刺五十七穴。 又云∶皮肤之血尽取之，何也？盖水旺必克脾土，脾土衰，则遍身皮肉皆肿，不特一经之中有 水气 矣。若仅刺一经，则一经所过之地，水自渐消，而他经之水不消，则四面会聚并一经，已泻之水亦仍满矣。故必周身肿满之处，皆刺而泻之，然后其水不复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脏之经络，水之所容也。此与大禹治
病有当急治者，有不当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内犯脏腑，则元气受伤，无以托疾于外，必乘其方起之时，邪入尚浅，与气血相乱，急驱而出之于外，则易而且速。若俟邪气已深，与气血相乱，然后施治，则元气大伤，此当急治者也。若夫病机未定，无所归着，急用峻攻，则邪气益横。如人之伤食，方在胃中，则必先用化食之药，使其食渐消，由中焦而达下焦，变成渣秽而出，自然渐愈；若即以硝黄
古人制方之义，微妙精详，不可思议。盖其审察病情，辨别经络，参考药性，斟酌轻重，其于所治之病，不爽毫发。故不必有奇品异术，而沉痼艰险之疾，投之辄有神效，此汉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胜穷，若必每病制一方，是曷有尽期乎？故古人即有加减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现之症或不同，则不必更立一方，即于是方之内，因其现症之异，而为之加减。如《 伤寒 论》中，治太阳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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