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轻重死生之别，医者何由知之？皆必问其症，切其脉，而后知之。然症脉各有不同，有现症极明，而脉中不见者；有脉中甚明，而症中不见者。其中有宜从症者，有宜从脉者，必有一定之故。审之既真，则病情不能逃，否则不为症所误，必为脉所误矣。故宜从症者，虽脉极顺而症危，亦断其必死；宜从脉者，虽症极险而脉和，亦决其必生。如脱血之人，形如死状，危在顷刻，而
宋人之书，能发明《 伤寒 论》，使人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 盖《伤寒论》不过随举六经所现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经皆现者，并有一症而治法迥别者，则读者茫无把握矣。此书以经络病因，传为疑似，条分缕析，而后附以诸方治法，使人一览了然，岂非后学之津梁乎？其书独出机杼，又能全本经文，无一定混入己意，岂非好学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继往开来者乎？后
《内经》治病之法，针灸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导引、按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盖服药之功，入肠胃而气四达，未尝不能行于脏腑经络。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则病属有形，药之气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针灸等法，即从病之所在，调其血气，逐其风寒，为实而可据也。况即以服药论，止用汤剂，亦不能尽病。盖汤者，荡也，其行速，其质轻，其力易过而不留，惟病在荣卫肠胃者，其
古人用药立方，先陈列病症，然后云某方主之。若其症少用出入，则有加减之法，附于后方。可知方中之药，必与所现之症纤悉皆合，无一味虚设，乃用此方毫无通融也。又有一病而云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异同，或竟不同，可知一病并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似，而其中之现症全然不同，乃立以此方施治，则其药皆不对症矣。并有病名虽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则其中尽属相反之药矣。总之，
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饪禽鱼羊豕，失其调度，尚能损人，况药专以之治病，而可不讲乎？其法载于古方之末者，种种各殊。如 麻黄汤 ，先煎 麻黄 去沫，然后加余药同煎，此主药当先煎之法也。而 桂枝汤 ，又不必先煎 桂枝 ，服药后，须啜热粥以助药力，又一法也。如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则以 甘澜水 先煎 茯苓 。如 五苓散 ，则以 白饮 和服，
一病而当分治者，如 痢疾 腹痛 胀满，则或先治胀满，或先治腹痛。即胀满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气；或先治食，或先治气。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积，或因寒；或先去积，或先 散寒 。中不同，皆当神其轻重而审察之。以此类推，则分治之法可知矣。有当合治者，如寒热腹痛，头疼，泄泻，厥冒，胸满，内外上下，无一不病，则当求其因何而起，先于诸症中择最甚者为主。而其余症，每症加专
医学之最古者《内经》，则医之祖乃岐黄也。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这前矣。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至黄帝则讲夫经络脏腑之原，内伤外感之异，与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药之理。医学从此大备。然其书讲人身脏腑之形，七情六淫之感，与针灸杂法为多，而制方尚少。至伊芳有汤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传闻，无成书可考。至刻苦鹊、仓公，而汤药之用渐广。张仲景先生出，而杂
天地之气运，数百年一更易，而国家这气运亦应之。上古无论，即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局方》亦然。至于明季，主暗臣专，膏泽不下于民，故丹溪以下诸医，皆以补阴益下为主。至我本运录极隆之会，圣圣相承，大权独揽，朝纲整肃，惠泽旁流，此阳盛于上之明征也。又冠饰朱缨，口燔 烟草 ，五行惟火独旺，故其为病，皆属盛阳上越之证，数十年前，云间老医知此义者，往往专以芩、连、知、
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如同一身热也，有风、有寒、有痰、有食、有阴 虚火 升，有郁怒，忧思、劳怯、虫病，此谓之因。知其因则不得专以寒凉治热病矣。盖热同而所以致热者不同，则药亦迥异。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别者尽然，则一病而治法多端矣。 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热而 腹痛 ，则腹又为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复不同，有与身热相合者，有与身热各别者。
凡人偶感风寒， 头痛 发热 ， 咳嗽 涕出，俗语谓之伤风。非《 伤寒 论》中所云之伤风，乃时行之杂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难治之疾，生死之所关也。盖伤风之疾，由 皮毛 以入于肺，肺为娇脏，寒热皆所不宜。太寒则邪气凝而不出；太热则火烁金而动血。太润则生 痰饮 ；太燥则耗精液。太泄则汗出而阳虚；太涩则气闭而邪结。并有视为微疾，不避风寒，不慎饮食，经年累月，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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