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谚有∶“不服药为中医”之说自宋以前已有这。盖因医道失传，治人多误，病者又不能辨医之高下，故不服药；虽不能愈病，亦不至为药所杀。况病苟非死症，外感渐退，内伤渐复，亦能自愈，故云中医。此过于小心之法也。而我以为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难愈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其自愈之徉，诚不必服药；若难愈及不愈之疾，固当服药。乃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
天下有治法不误，而始终无效者。此乃病气深痼，非泛然之方药所能愈也。凡病在 皮毛 荣卫之间，即使病势极重，而所感之位甚浅，邪气易出。至于脏腑筋骨之痼疾，如劳怯、痞隔，风痹痿厥之类，其感非一日，其邪在脏腑筋骨，如油之八面，与正气相并。病家不知，屡易医家，医者见其不效，杂药乱投，病日深而元气日败，遂至不救。不知此病，非一二寻常之方所能愈也。今之集方书者，如风痹大症
古之医者，所用之药皆自备之。《内经》云∶司气备物，则无遗主矣。当时韩康卖药，非卖药也，即治病也。韩语公《进学解》云∶牛溲、马渤、败鼓之皮，俱收并蓄，特用无遗，医师之良也。今北方人称医者为卖药先生，则医者之自备药可知。自宋以后，渐有写方不备药之医，其药皆取之肆中，今则举世皆然。夫卖药者不知医，犹之可也。乃行医者竟不知药，则药之是非真伪，全然不同，医者与药不相谋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轻重死生之别，医者何由知之？皆必问其症，切其脉，而后知之。然症脉各有不同，有现症极明，而脉中不见者；有脉中甚明，而症中不见者。其中有宜从症者，有宜从脉者，必有一定之故。审之既真，则病情不能逃，否则不为症所误，必为脉所误矣。故宜从症者，虽脉极顺而症危，亦断其必死；宜从脉者，虽症极险而脉和，亦决其必生。如脱血之人，形如死状，危在顷刻，而
宋人之书，能发明《 伤寒 论》，使人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 盖《伤寒论》不过随举六经所现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经皆现者，并有一症而治法迥别者，则读者茫无把握矣。此书以经络病因，传为疑似，条分缕析，而后附以诸方治法，使人一览了然，岂非后学之津梁乎？其书独出机杼，又能全本经文，无一定混入己意，岂非好学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继往开来者乎？后
《内经》治病之法，针灸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导引、按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盖服药之功，入肠胃而气四达，未尝不能行于脏腑经络。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则病属有形，药之气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针灸等法，即从病之所在，调其血气，逐其风寒，为实而可据也。况即以服药论，止用汤剂，亦不能尽病。盖汤者，荡也，其行速，其质轻，其力易过而不留，惟病在荣卫肠胃者，其
古人用药立方，先陈列病症，然后云某方主之。若其症少用出入，则有加减之法，附于后方。可知方中之药，必与所现之症纤悉皆合，无一味虚设，乃用此方毫无通融也。又有一病而云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异同，或竟不同，可知一病并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似，而其中之现症全然不同，乃立以此方施治，则其药皆不对症矣。并有病名虽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则其中尽属相反之药矣。总之，
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饪禽鱼羊豕，失其调度，尚能损人，况药专以之治病，而可不讲乎？其法载于古方之末者，种种各殊。如 麻黄汤 ，先煎 麻黄 去沫，然后加余药同煎，此主药当先煎之法也。而 桂枝汤 ，又不必先煎 桂枝 ，服药后，须啜热粥以助药力，又一法也。如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则以 甘澜水 先煎 茯苓 。如 五苓散 ，则以 白饮 和服，
一病而当分治者，如 痢疾 腹痛 胀满，则或先治胀满，或先治腹痛。即胀满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气；或先治食，或先治气。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积，或因寒；或先去积，或先 散寒 。中不同，皆当神其轻重而审察之。以此类推，则分治之法可知矣。有当合治者，如寒热腹痛，头疼，泄泻，厥冒，胸满，内外上下，无一不病，则当求其因何而起，先于诸症中择最甚者为主。而其余症，每症加专
医学之最古者《内经》，则医之祖乃岐黄也。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这前矣。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至黄帝则讲夫经络脏腑之原，内伤外感之异，与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药之理。医学从此大备。然其书讲人身脏腑之形，七情六淫之感，与针灸杂法为多，而制方尚少。至伊芳有汤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传闻，无成书可考。至刻苦鹊、仓公，而汤药之用渐广。张仲景先生出，而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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