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仅仅是一个人自己行善，用自己的善良行为去感化别人，那是行不通的，那不是最佳行为方式。但如果用善良的社会行为规范来普及教育，使人人都懂得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那才能征服天下，这才是最佳行为方式。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埋头于自己去行善，认为自己能行善就不错了，管得了别人吗？自己行善固然不错，但想要用自己的善行去感动和感化别人，那
深造的目在于自得。 自得就是自己真正有所收获，而不是为了炫耀给别人看。简言之，自得是内功，而不是招式。南郭先生滥竽充数，招式是做够了的，但内功却一点也没有，所以，一旦过硬检验起来，就只有溜之大吉。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现代学者莫不以南郭先生为耻，而其行为类似南郭先生的却不在少数。他们或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有尖皮厚腹中空。”或是“拉大旗作虎皮
用善良的社会行为规范去教育别人，就不能只有空洞的说教，而是要有实际内容。也就是说，要追本溯源。怎么样追本溯源呢？就是执教者本身就要有善行，其善言符合善行，才能是最佳行为方式。如果仅仅是善言一大堆，也就如同七、八月间的雨水滂沱，但它们很快就会干涸。这也就是孟子理论结合实际的最佳行为方式。
这里所牵涉到的是诚信问题。诚信是什么？就是事情的“本来如此”！本来如此的，也就是诚信的，只有本来不如此，才会有不诚信。因此，人与人之间本来是用善互相对待的，如果不善，那也就是不诚信了。 所以，从天子开始一直到下面的老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自身为根本。如果这个根本混乱了，但枝末却是治理得很好，这是不可能的。就如商纣王，心性如此残暴荒淫，很难想象殷商王朝被他治理得
一个成年人上要养老，下要育儿女，这是人间常情，所以孟子认为这算不上是大事，而是每一个成年人必为之事。然而，父母亲的去世，则是人情的大变；人们遭遇到这种大变，往往会过分隆重或是过分草率，所以孟子认为这是大事。不能因为地位不一样，就可以违背社会行为规范，就可以不选择最佳行为方式。所以，如果亲人死了，我们则在埋葬他时要按照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在举行祭奠的仪式时也要
男女授受不亲是中国古代礼制中一条微妙的牵涉性心理问题的规定。由于有这一条规定，当“嫂溺”的时候是否“援之以手”就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了。 想来弗洛依德博士不一定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恐怕也没有读到过淳于党先生与孟子的对话，不然的话，倒正好可以作为一份性心理分析的村料了。 我们既不是博士的学生，当然也没有办法来进行这方面加析只好从淳于髡先生与孟子的精采
既然老子、孔子都在强调诚信，这里孟子为什么讲不必守信呢？因为这首先要看一个人所说的、所作的首先是不是符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并且是不是最佳行为方式。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即使是很有学问的人，即使是很有智慧的人，不可能不说错一点话，不可能不犯一点错误。如果偶然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违背了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还要守信，那就不对了，就等于是错上加错，这就不是最佳
孟子告诫人们，要全面分析看待一个人，不仅要观察人的行为，而且要分析人的心理。匡章虽然没有那五种不孝的行为，但在对待父亲“责善”的问题上，他没有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以至于落了个不孝的名声。所以，我们在具体行为时，不能只顾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尤其是在选择最佳行为方式时，如果象匡章一样，只顾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那就不叫最佳行为方式。
怎么样辨别、判断一个人是否采取最佳行为方式呢？孟子认为，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眼神，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中所思所想，都会在眼睛中表现出来。这个“人焉廋哉？”见于《论语·为政》篇第十节，这是孔子对人的观察，对为政者的观察。察言观色，也是讲“为政”的道理，我们所有的政事、政治、政策等，都是针对人的，针对着一个个具体的人。没有人作为对象的政事、政治、政策，是不存在
深造就能博学，博学后才能对各种事物详细解说，这才有辨别事物的基础。所谓的“深造”、“博学”，在孟子看来，并不是一昧地对历史的经验全盘接受，而是采用一种反问方式，不断地问下去，从而探究到事物的本原。这个方式其实就是孔子的“而好犯上”。孟子的反问，也就如同孔子的犯上，也如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采用的反诘辨证方法。因此，以反问的方式得到简约，简明扼要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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