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症宜补，实症宜泻，尽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虚而症实，如弱体之人，冒风伤食之类；或人实而症虚，如强壮之人，劳倦亡阳之类；或有人本不虚，而邪深难出；又有人已极虚而外邪尚伏。种种不同，若纯用补，则邪气益固；纯用攻，则正气随脱，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攻补同用之法，疑之者曰：两药异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则攻者不攻，补者不补，不如勿服；若或两药不相制，分途而往，
古谚有不服药为中医之说，自宋以前已有之。盖因医道失传，治人多误，病者又不能辨医之高下，故不服药，虽不能愈病，亦不至为药所杀。况病苟非死症，外感渐退，内伤渐复，亦能自愈，故云中医，此过于小心之法也。而我以为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临自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其自愈之疾，诚不必服药，若难愈及不愈之疾，固当服药。乃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
近世之论心火谓之君火，肾火谓之相火，此说未安。盖心属火而位居于上，又纯阳而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无异议也。若肾中之火，则与心相远，乃水中之火也，与心火不类，名为相火，似属非宜。盖阴阳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肾中亦有火。心火为火中之火，肾火为水中之火。肾火守于下，心火守于上，而三焦为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动则肾中之浮火亦随之，肾火动而心中之浮火亦随之；亦有
天下之病，竟有不宜服药者，如黄疸之类是也。黄疸之症，仲景原有煎方，然轻者用之俱效，而重者俱不效何也？盖疸之重者，其胁中有囊以裹黄水，其囊并无出路。药衹在囊外，不入囊中，所服之药，非补邪即伤正，故反有害。若轻病则囊尚未成，服药有效。至囊成之后，则百无一效。必须用轻透之方，或破其囊，或消其水。另有秘方传授，非泛然煎丸之所能治也。痰饮之病亦有囊，常药亦不能愈。外此
诗曰： 世事悠悠自酌量，吟诗对酒日初长。 韩彭功业消磨尽，李杜文章正显扬。 庭下月来花弄影，槛前风过竹生凉。 不如暂把新编玩，公案从头逐一详。 话说包待制判断一事迹，须无提起一个头脑，后去逐一编成话文，以助天下江湖闲适者之闲览云耳。问当下编话的如何说起？应云：当那宋太祖开国以来，传至真宗皇帝朝代，海不扬波，烽火无警，正是太平时节。治下九州之内有个庐州合肥县，
轩辕使伶伦截 谷之竹，作黄钟律管，以候天地之节气；使岐伯取气口，作脉以候人之动气。黄钟之数九分，气口之数亦九分，律管具而寸之数始形。故脉之动也，阳浮九分，阴得一寸，合于黄钟。黄钟者，气之先兆，能测天地之节候；气口者，脉之要会，能知人命之死生。本律管以定脉，轩岐之微蕴，诚有未易窥测者。越人着《难经》，推明十变；叔和撰《脉经》，演成十卷，而脉始得灿明于世。迄五代
炎黄发源医祖，轩辕岐伯绳书，雷公炮制别精粗，扁鹊神应桓主，于懿治溺神效，仲景《 伤寒 》谁如，华佗秘授当时无，又得叔和《脉》助，皇甫仕安《甲乙》，葛洪《肘后》非殊，真人思邈圣神途，慈藏药主恍悟。 上调西江月
制药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详于宋之雷，今世所传《雷公炮炙论》是也。后世制药之法，日我一日，内中亦有至无理者，固不可从；若其微妙之处，实有精义存焉。凡物气浓力大者，无有不偏，偏则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则用法以制之，则药性之偏者醇矣。 其制之义又各不同，或以相反为制，或以相资为制，或以相恶为制，或以相畏为制，或以相喜为制。而制法又复不同，或制其形，或制其
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 人参 也。夫 人参 用之而当，实能补养元气，拯救危险。然不可谓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为物，气盛而力浓，不论风寒暑湿、痰火郁结皆能补塞。故病患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 或邪微而正亦惫，或邪深而正气怯弱，不能逐之于外，则于除邪药中投之，以为驱邪之助。 然又必审其轻重而后用之，自然
今所用之 膏药 ，古人谓之薄贴。其用大端有二∶一以治表，一以治里。治表者，如呼脓去腐，止痛生肌，并摭风护肉之类。其膏宜轻薄而日换，此理人所易知；治里者，或 驱风 寒，或和气血，或消痰痞，或壮筋骨，其方甚多，药亦随病加减。其膏宜重浓而久贴，此理人所难知，何也？盖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内，其流行于经络脏腑者，必服药乃能驱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于皮肤筋骨之间，可按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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