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强兵是我国传统的国防政策。这种主张出现于春秋时期，而流行于战国时代。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科技和民众组织诸条件的集中反映，要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离不开国家经济的发展。当时各诸侯国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巩固政 131 权，扩张势力，竭力提倡发展生产，把富国看作强兵之本，国不富不可以养兵，更谈不上强兵。同时兵不强则不可以摧敌，更不能立国，中国古代表现出以农
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这是指挥作战所应把握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所谓“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通治乱，不可以语变”。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惨败就是由于违背了这一原则的结果。 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内乱而中衰，南方强国楚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北进，引起中原诸小国的不安。于是 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
信赏必罚是执行和严明军纪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存劝”、“示惩”之效。春秋时期齐国将军司马穰苴斩庄贾的故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证。 周景王十四年（前 531 年），晋、燕两国从西南和北方进犯齐国，齐军连连败北，齐国上下震动。齐景公为扭转战局，召集满朝文式商讨对策。宰相 晏婴 认为司马穰苴文能服众、武能威敌，如让他担任将军，必能击败来犯之敌。齐景
本篇的主旨是说明国家的治乱兴衰全在于国君的贤明与否，夏朝的灭亡和商朝的建立是这一论断的最好例证。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建立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但到了末期，夏朝的统治已是江河日下，国家日益衰落。到第十七个王夏桀时，社会腐朽，政治黑暗。夏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对奴隶采取极端的压迫和剥削，无限度地使用广大奴隶为自己修建豪华的琼台瑶
武器装备是战争力量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战斗力的物质基础，不仅影响军队的士气，还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有着重大的影响。即本篇所说的：“此兵之大成也。”忽必烈使用回回炮攻克襄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例。 至元四年（1267 年）八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动了攻宋战争，把主攻方向选在南宋的喉襟要地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襄阳位于汉水南岸。樊城位于汉水北岸，依山傍水，设
君主应“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是本第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古代帝王中，唐太宗 李世民 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即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叫明君、暗君？ 魏征 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紧接着列举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信”则亡的历史教训，证明“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对于君主来说，兼听就会天下大治，偏
加强警戒，严为防备，这是防止遭敌袭击的一般要求，所谓“以戒为固，以怠为败”。秦军在崤山之战中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加强警戒和防范。 秦穆公凭着日渐强盛的国力，企图争霸中源，但其东出道路却被晋国所扼而难以东进。周襄王二十四年（前 628 年）四月和十二月，郑文公和晋文公相继病逝，秦穆公得知消息，决定乘机出兵越晋境偷袭郑国。主政大夫霆叔认为，师出无名，“劳师以袭远
伏击，即设伏歼敌的战法，是古代常使用的战法之一。伏击的重要条件是地形，“必于死地”设伏。其次是善于运用佯动、示形、诱敌等手段，才能达成伏击运动之敌的目的。马陵之战中，齐军就是运用这一战法击败魏军取得胜利的。 周显王二十七年（前 342 年），魏发兵攻韩，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应允救授，以促使韩竭力抗魏。但鉴于战事初起，魏、韩双方实力未损，过早出兵对齐不利，因此直
唐朝贞观年间，“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安静。这一和平繁荣的大治景象的出现，同唐太宗 李世民 的爱民政策密切相关。 唐朝是在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隋末农民起义推翻隋王朝的事实，给李世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作皇帝后，经常和臣下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注意以隋亡为戒。他把君主比作舟，把民众比作水，认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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