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五音和五行相配来判断敌情乃至指挥用兵，迹近荒诞，不足凭信。但是，其利用各种手段来侦察敌情，透过各种蛛丝马迹判断敌情并进而作出相应决策的思想仍不乏可取之处。清朝将领年羹尧闻雁即警，就是这样的实例。 雍正元年（1723 年）秋，清朝大将年羹尧率军前往青海平定叛乱，到达西宁附近时，安营扎寨，饭后就寝。夜入三更，一群大雁从营帐上空飞鸣而过。年羹尧披衣而起，反复思
“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这是本篇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东汉末期，皇帝大权落入外戚、宦宫之手导致衰亡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外戚就是皇帝的母家和妻家的亲戚，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东汉初期，为了防止他们干政，对他们的控制比较严格。但到了中叶以后，皇帝多是幼年继位，由母后临朝称制。外戚把持朝政，皇帝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皇帝为了摆脱外戚
阴符是我国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动军队所用的凭证，也是古代兵权的象征。一符从中剖为两半，有关双方各执一半，使用时两半互相扣合，表示验证可信。兵符的使用盛行于战国及秦、汉时期。因其常用铜铸成伏虎形，故称之为“虎符”。战国时期，凡率兵出征的统帅，或带兵驻扎地方和屯守边疆的将领，都由国君任命。在任命时，把虎符的左半交给将领，右半留于君主。平时将领只负责带兵，用兵
富国强兵是我国传统的国防政策。这种主张出现于春秋时期，而流行于战国时代。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科技和民众组织诸条件的集中反映，要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离不开国家经济的发展。当时各诸侯国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巩固政 131 权，扩张势力，竭力提倡发展生产，把富国看作强兵之本，国不富不可以养兵，更谈不上强兵。同时兵不强则不可以摧敌，更不能立国，中国古代表现出以农
“文伐”属于政治、外交斗争的范畴，它的目的在于分化、瓦解和削弱敌人，为最终用军事手段消灭敌人创造条件，奠定基础。越国灭亡吴国，就是综合运用“文伐”各种手段并最终消灭对手的最好例证。 春秋末期，位居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和越之间为了争夺霸权，自公元前 510 年开始，双方你来我往，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公元前 494 年，双方在夫椒（今江苏苏州西南）展开激战，越
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这是指挥作战所应把握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所谓“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通治乱，不可以语变”。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惨败就是由于违背了这一原则的结果。 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内乱而中衰，南方强国楚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北进，引起中原诸小国的不安。于是 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
训练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素质而进行的教练活动，在军事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驱使没有经过训练的部队同敌人作战，无异于驱使牛羊投入狼群。因此，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必要手段。在军事训练中，必须贯彻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原则。在这方面，民族英雄 戚继光 给人 们做出了榜样。 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任浙江都司参将，负责
本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实行“无为而治”。汉初“文景之治”的出现，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结果。 秦王朝的残酷统治，几乎耗尽了民众的脂膏，接着又是长达七年遍及中原大地的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田园遭践踏，庐舍被焚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经济残破，人口锐减，人民贫穷到了极点，封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
信赏必罚是执行和严明军纪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存劝”、“示惩”之效。春秋时期齐国将军司马穰苴斩庄贾的故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证。 周景王十四年（前 531 年），晋、燕两国从西南和北方进犯齐国，齐军连连败北，齐国上下震动。齐景公为扭转战局，召集满朝文式商讨对策。宰相 晏婴 认为司马穰苴文能服众、武能威敌，如让他担任将军，必能击败来犯之敌。齐景
“全胜不斗”，同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一样，本义是以实力为后盾。不通过直接交战而使敌人屈尿。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的部将武臣传檄而定千里，就是古代战争史上“全胜不斗”的典型事例。 陈胜起义军攻下陈县（今河南淮阳）后，派武臣等领兵三千人，北上攻占原赵国土地。武臣率军北上攻城杀吏，接连攻下十多座城池，队伍迅速壮大到数万人。众人推举武臣为武信君，并贴出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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