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西北之 人气 深而厚，凡受风寒，难于透出，宜用疏通重剂；东南之人气浮而薄，凡遇风寒，易于疏泄，宜用疏通轻剂。又西北地寒，当用温热之药；然或有邪蕴于中而内反甚热，则用辛寒为宜。东南地温，当用清凉之品；然或有气随邪散，则易于亡阳，又当用辛温为宜。至交广之地，则汗出无度，亡阳尤易，附桂为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湿，山陕之高燥，皆当随
禽兽之病，由于七情者少，由于风寒饮食者多，故治法较之人为犹易。夫禽兽之藏府经络，虽与人殊，其受天地之血气，不甚相远，故其用药亦与人大略相同。但其气粗血浊，其所饮食，非人之饮食，则药亦当别有主治，不得尽以治人者治之矣。如牛马之食，则当用消草之药；犬豖之食，则当用消糠豆之药是也。又有专属之品，如猫宜 乌药 ，马宜 黄药 之类。而其病亦一兽有一兽独患之病，此则另有
单方者，药不过一二味，治不过一二症，而其效则甚捷。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谓 海上方 者是也。其原起于本草，盖古之圣人，辨药物之性，则必着其功用，如逐风、逐寒、 解毒 、定痛之类。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则以一药治之，药专则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数症，则必合数药而成方。至后世药品日增，单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若夫内外之感，其中自有传变之道，虚实之殊，久暂之别
金匮要略 ，乃仲景治杂病之书也。其中缺略处颇多，而上古圣人以汤液治病之法，惟赖此书之存，乃方书之祖也。其论病皆本于《内经》，而神明变化之；其用药悉本于神农本草，而融会贯通之；其方则皆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仲景间有随症加减之法；其脉法亦皆《内经》及历代相传之真诀；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错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真乃医
王叔和着 脉经 ，分门别类，条分缕晰。其原亦本《内经》，而汉以后之说，一无所遗，其中旨趣，亦不能画一，使人有所执持。然其汇集群言，使后世有所考见，亦不可少之作也。愚按脉之为道，不过验其血气之盛衰寒热，及邪气之流在何经何藏，与所现之症参观互考，以究其生克顺逆之理，而后吉凶可凭。所以《内经》、《 难经 》及仲景之论脉，其立论反若甚疏，而应验如神。若执 脉经 之说
祝由之法，《内经》贼风篇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又移精变气论，岐伯云：古恬澹之世，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人虚邪贼风，内着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由此观之，则祝由之法亦不过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导气，以释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轻者，或有感应之理。若果病机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
制药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详于宋之雷〔学支〕，今世所传 雷公炮炙论 是也。后世制药之法，日多一日，内中亦有至无理者，固不可从，若其微妙之处，实有精义存焉。凡物气厚力大者，无有不偏，偏则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则用法以制之，则药性之偏者醇矣。其制之义，又各不同，或以相反为制，或以相资为制，或以相恶为制，或以相畏为制，或以相喜为制。而制法又复不同，或制其形，
今之患中风偏痹等病者，百无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医者误之也。凡古圣定病之名，必指其实。名曰中风，则其病属风可知。既为风病，则主病之方必以治风为本。故仲景 侯氏黑散 、 风引汤 、 防己地黄汤 ，及唐人大小续命等方，皆多用风药，而因症增减。盖以风入经络，则内风与外风相煽，以致痰火一时壅塞，惟宜先驱其风，继清痰火，而后调其气血，则经脉可以渐通。今人一见
妇人之疾，与男子无异，惟经期胎产之病不同，且多症瘕之疾。其所以多症瘕之故，亦以经带胎产之血易于凝滞，故较之男子为多。故古人名妇科谓之带下医，以其病总属于带下也。凡治妇人，必先明冲任之脉。冲脉起于气街（在毛际两旁），并少阴之经，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起于中极之下（脐旁四寸），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又云：冲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脉之海。此皆血之所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发散之剂，欲 驱风 寒出之于外，必热服而暖覆其体，令药气行于荣卫，热气周遍，挟风寒而从汗解。若半温而饮之，仍当风坐立，或仅寂然安卧，则药留肠胃不能得汗，风寒无暗消之理，而荣气反为风药所伤矣。通利之药，欲其化积滞而达之于下也。必空腹顿服，使药性鼓动，推其垢浊从大便解。若与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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