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
...及对当时政治的评述，论述的又是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作者采用了寓论于叙的写法，又在“大史公曰”中连用两句“唯在择任将相哉”，“隐然言外”（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微旨实寓讥”（《史记评林》引余有丁语），使本文在《史记》中显示出不同的叙事言志的特色。 另外本文较详细地记述了匈奴的世俗风情，文字简约，颇似一篇风俗书，很有文献史料的价值，是《史记》的名篇。
...为汉王朝的一部分，视其民为汉王朝的同等臣民，把南越统一和南越归汉，视为各民族走向统一的必然趋势，有一定进步意义。 此文记事“简括”（李景星《史记评议》），重点突出：于赵佗建国、武帝兴师则详写，余者略述，“条理井井”（吴见思《史记论文》）。此文善于描摹军威气势，如写伏波将军和楼船将军率师南征，四路大军，浩浩荡荡，水陆并进，所向披靡，“声势赫奕”，“极其神妙，可...
...作者反对酷吏，倡言不能以此为榜样，其反对苛政虐民的思想，完全深寓于叙事之中，所以前人说本文是“讽谏微情，盎然可掬，此极用意文字也”（姚苧田《史记菁华录》）。实际上作者把酷吏苛政出现的罪责归之于汉武帝，文中多次说“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天子以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等等，甚至说“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司马迁“深慨”（张云璈《读酷吏传》）之情，...
...。夫作事者必於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故禹兴於西羌，汤起於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
本篇虽以“梁孝王世家”名篇，实际载述孝文三王刘武、刘参、刘胜的行事。善举著以包之，是《史记》多见的一种写法。 汉王朝统治地位得以稳定之后，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必然要逐步消减同姓王的权势，这就决定了刘武家族衰败命运的必然性。但骄横也是其衰亡的重要原因。刘武依仗其母窦太后对他的溺爱、孝景帝对他的放纵，骄横恣睢。“出言跸，入言警”，因为未能继承帝位，怨恨并暗杀议...
...朝鲜变为汉朝四郡的过程，显示了朝鲜与中国密切的历史关系。 文中记事简约，但事情原委交待极清楚。作者善用对照写法，写涉何出使，又写卫山出使；写卫山被诛，即写公孙遂被诛；写楼船之疑，则续以左将军之疑等，两两对照，“节节相配，段段相生，极递换脱卸之妙”，“在诸传中，又是一格”（李景星《史记评议》）。本传的“太史公曰”，采用押韵之语，韵味深长，增强了本文的文学情趣。
...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濛矣。”（《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总之，史学界公认：“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
“书”是 司马迁 创行的史体之一。《索隐》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正义》说：“五经六籍，咸谓之书”。其实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之书，与五经六籍之书完全不同。后者是名词；前者是动词，为书写之书，是记录的意思。班氏《汉书》改称为志，志、誌，古代通用，也是记录的意思。本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都是记录，惟因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故以不同名目...
史记 之书 23、 礼书 24、 乐书 25、 律书 26、 历书 27、 天官书 28、 封禅书 29、 河渠书 30、 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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