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书多言血与汗异名而同类。丹溪因之，遂有在内为血，在外为汗之论。似乎血即是汗，汗即是血矣。岂知血与汗之由来，有不可以同类并言者。经云∶心主血，血生于心。又云∶肾主五液，入心为汗。又云∶汗者，心之液。此言汗为心之液，而非曰心之血。血生于心，统于脾，藏于肝，而其原则自水谷之精气，受于中焦，变化取汁，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以奉生身者也。若夫汗则为人身之津液，因腠
张戴人论病非人身素有之物，或自外入，或自内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身，速攻之可也。立汗、吐、下三法以攻邪，邪去则元气自复。故曰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其论颇卓。故丹溪初阅子和书，惟务攻击，亦谓医之法尽是。后读《内经》有云∶虚者，精气虚。实者，邪气实。实则泻，虚则补。何云圣人无第四法？于是不能不疑。子和之书，非子和之笔，而麻征君伪为之者也。圣人之言，垂诸《灵》《素
《痿论》云∶五脏使人痿，而本于肺热叶焦。终之曰∶治痿独取阳明。是 痿病 原于手太阴一经，以热相传而成，而治之者，惟取足阳明一经以为要。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总宗筋而束骨以利机关。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手足不用而成痿。是痿之来，起于肺经，而治则取于阳明。后人谓独取阳明，此“取”字有教人补之意。是以丹溪独引越人泻南方、补北方之法，以发明“独取阳明”之旨。究未
方书多言血与汗异名而同类。丹溪因之，遂有在内为血，在外为汗之论。似乎血即是汗，汗即是血矣。岂知血与汗之由来，有不可以同类并言者。经云∶心主血，血生于心。又云∶肾主五液，入心为汗。又云∶汗者，心之液。此言汗为心之液，而非曰心之血。血生于心，统于脾，藏于肝，而其原则自水谷之精气，受于中焦，变化取汁，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以奉生身者也。若夫汗则为人身之津液，因腠
此二句大意，全在“发”“攻”二字。发者，逐之外也。攻者，逐之内也。寒邪在表，非温热之气不能散，故发表不远热。热郁在内，非沉寒之物不能除，故攻里者不远寒。然亦有用小柴、白虎、益元之类，而取汗愈病者何也？此因表里俱热，故当凉解，非发之谓也。又有用四逆、理中回阳之类，而除痛去积者何也？此因阴寒留滞，故当温中，非攻之谓也。所谓发者，开其外之固；攻者，伐其内之实。今昧
《阴阳别论》云女子胞，《气厥论》云胞移热于膀胱，《 五味 篇》云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凡此“胞”字，皆音包，以子宫为言也。《灵枢》云膀胱之胞薄以懦。音抛，以溲脬为言也。胞音有二，而字则相同，奈何后人不解其意，俱读为包，反因经语遂认膀胱与胞为二物，故在《类纂》则曰∶膀胱者，胞之室。 王安道则曰∶膀胱为津液之腑。又有“胞居膀胱之室”之说，甚属不经。夫膀胱即脬，
《活人书》有云∶中脘有痰，令人憎寒壮热，胸膈痞闷，有类 伤寒 。又云∶伤寒只传足经，不传手经。地之寒、暑、风、湿，皆作蒸气，足常履之，遂成香港脚，所以病症与伤寒相类。此等议论，大是惑人。夫伤寒为热病，有六经传变之异。痰本人身津液血凝气滞而成，未尝有六经之变症。至于香港脚，为寒、湿、热三气之感，虽东垣有南北内外之分，而孙真人详香港脚见症甚悉，亦未始有六经之别。
...速，而肾与膀胱为表里。经云∶诸寒收引，皆属于肾。故疝之挛急而上冲心胃者，正肾邪之为病也。见今人病疝，一有房劳，则其病便发而不止。故《 圣济总录 》云∶嗜欲劳伤，肾水涸竭，无以滋荣肝气，则留滞内结，发为阴疝，是疝之发于肾虚者多。若治疝不从化源，而日以伐肝疏导从事，则病益剧而难疗。临是症者，当以丹溪之言，专主肝经与肾虚而致者甚多，以参、术为君，疏 导药 佐之为得...
《内经》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又曰∶热病者， 伤寒 之类也。此之言热病，乃冬令严寒，人触冒之，感而即病之谓，而非夏时暑病为热病之比。夏时热病，今夏至后，天令暑热炎蒸之邪，感伤于人，与冬时伤寒之热病，大不侔也。冬寒之热病，自表而入，夏暑之热病，自内而发。病不同时，故治法亦异。辛温发表与寒凉清解，有不可同日语矣。自王叔和序《 伤寒论 》而曰∶中而即病，名曰
人生有两肾，两肾并诊于左右尺，而命门则居两肾之中。所谓命门之火者，即两肾中之元气也。元气生于命门，而不偏于右。自《 难经 》有云∶肾有两，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遂专属之右，而华元化因之，始分左肾属水，右肾属火，故以命门之火归之右肾。后世医者，不详其义，论命门之火，则必以右之尺部为诊，岂知两尺为两肾？肾者水也，俱藏精之舍也，故越人云∶命门为男子藏精。精属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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