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 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弘扬大臣的职责和权力而限制君主权力无限地膨胀，这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容之一，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色彩。 王室宗族的卿大夫因为与国君有亲缘关系，国君的祖先也就是他的祖先，所以既不能离去，又不能坐视政权覆亡，当国君有重大错误又不听劝谏时，就可以另立新君。孟子在这里是弘扬宗族大臣的权力而限制君主个人的权力，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另立新君，在实践上
“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是为民的价值观，而“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这是后来的暴君为一己
“孝”即是继承先辈之志，百里奚继承了没有呢？百里奚之不劝谏虞君，然后又离开虞国，他的这种行为方式对吗？孟子叙述了百里奚的三个明智之举：知道昏庸糊涂的虞君不可劝而不劝，一智；知道虞将亡而先离去，二智；知道秦穆公有作为而辅佐之，三智。智属知，贤属能，知而不能，不可为贤，百里奚辅佐秦穆公而扬名天下，是其又知又能，故可称为贤明之才。也就是说，百里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功
对妻子，一般说来是要“爱”的，不爱妻子，又怎么能指望妻子也回报于爱呢？爱妻子，其实就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如果把妻子当成奴婢，当成保姆来使唤，呼来喝去，全无一点作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怎么能称为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呢？而且，如果把奴婢、保姆也不当人看，也就更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孟子在这里说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那就是家庭里的“爱”。光喊“爱民”，确实对外人也不错，但回到家
孟子针对齐宣王不能用贤图治的弊病，借用两个比喻来告诫齐宣王应该依靠专家，让他们学以致用，而不要依着自己的好恶爱憎，不要依着自己的个性来治理国家。第一个比喻是木材的利用问题，大木料有大木料的用处，但建造房屋，不能都用大木料；工匠根据修建房屋的需要，将大木料改制成小木料来利用，是因为修建房屋也需要小木料。大小配合，才能有一幢完整的房屋。治理国家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大臣对于国君，可以采取哪些行为方式呢？劝谏，劝谏不听，则易主，或离去，这些都是大臣——卿可以选择的行为方式。这也就表明了卿的种类以及他们的职责、权力和应有的原则，也体现了孟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也体现了孟子那种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 本章是全篇最后一章，从评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人的行为方式开始，孟子分别论述了国君和臣民们对国家统治的行为方
忘掉权势，不畏权势的人，这种人从外表上来看，不是显得很傲慢吗？确实如此，但这种傲慢不是小人似的傲慢，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类的假傲慢。是我固守我的本性，我走我的道路的傲慢；也是不阿谀奉承、谗谄媚俗的傲慢。 陶渊明 不为三斗米折腰，也是一种傲慢。所以孟子强调，穷困时独自善养自身，发达时兼顾善养天下万民。这就是读书人坚持自己理想和立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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